第二十八章

一

8月间，卡萝尔在一次芳华俱乐部的晚餐会上，听戴夫·戴尔太太谈到了有关“伊丽莎白”的事情。

卡萝尔很喜欢莫德·戴尔，一是因为最近她对卡萝尔显得异乎寻常的亲热，二是她显然已有所悔悟，不再像从前那样神经过敏讨人嫌了。她们俩只要一见面，莫德就会轻轻地捋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地谈起休来。

肯尼科特说，他觉得“莫德怪可怜的，她简直是太多愁善感了，但戴夫却待她很不好。”他们一块儿到湖滨别墅去游泳的时候，肯尼科特对可怜的莫德始终以礼相待。卡萝尔对他的那种同情心感到很自豪，所以现在她尽量跟他们的这位新朋友坐在一起了。

戴尔太太打开了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说：“哦，你们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刚来镇上不久，那些小男孩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伊丽莎白’？这个人就在纳特·希克斯的裁缝铺里干活。我敢打赌，他一个星期赚不到十八块钱，可是，我的天哪，乍一看，他可活脱脱像一个娘儿们！他讲起话来总是文绉绉的。哎哟哟，他真会摆架子呢——身上穿着束腰带的夹克衫，凸纹布衣领上插着一枚金别针，甚至脚上的短袜子跟领带的颜色也配得很协调，老实说，也许你们不相信，可我是亲耳听人告诉我的，说这个家伙就住在格雷太太那幢破破烂烂的兼供膳食的公寓大楼里。据说他还问过格雷太太，说吃晚饭的时候他该不该穿上晚礼服呢！你们猜得着竟会有这样的事儿吗？其实，说穿了，他只不过是个瑞典小裁缝，他的名字叫作埃里克·瓦尔博格。因为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裁缝店干过活，所以大家都说他手里的针线活儿不赖，而他自己也就拼命装作是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据说他还想让别人相信他是个诗人呢——他带着书本到处跑，而且还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好像是在看书的样子。据默特尔·卡斯说，她在一次舞会上见过他，那时他正在那里茫然若失地乱转悠，还开口问她喜不喜欢什么花呀、什么诗呀、什么音乐等玩意儿。他说话时的神气，真像美国国会参议员。要知道，默特尔那个丫头本来就是个机灵鬼，哈哈！哈哈！她故意挑逗他，没话找话，尽量把他的话套出来。嘿，你们猜一猜，他讲了一些什么来着？他说，他在这个镇上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呢。这种事儿你们想得到吗？真是天大的笑话呀！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个瑞典小裁缝罢了！我的老天哪！人们还说他娇滴滴的，真把人吓坏了——看起来简直就像个小姑娘。那些小男孩都管他叫‘伊丽莎白’。他们在街上拦住他，问他装模作样看的是什么书。于是，他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了。他们好像信以为真似的，又拼命把他挖苦了一番，但他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出他的洋相。哈！哈！我说这真是太好笑了！”

芳华俱乐部的会员一下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卡萝尔也跟着她们一起笑了。杰克·埃尔德太太又接着说，就是这个埃里克·瓦尔博格私下里还告诉格雷太太，说他“真巴不得能为太太小姐们设计服装”。恐怕大家都想不到吧！哈维·狄龙太太也看见过他一次，认为他人长得漂亮极了。不过，她的这一看法，马上遭到了B·J·高杰林太太——银行家高杰林的太太——的反驳。据高杰林太太说，她曾经仔仔细细地打量过瓦尔博格这个家伙。她和高杰林先生开着车子经过麦格鲁德大桥的时候，这位“伊丽莎白”正好就在那里。瞧他身上穿的衣服难看死了，腰身又细又窄，就和娘儿们一模一样。那时他正坐在桥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闲着没事干，但是，一听到高杰林的汽车喇叭声，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当汽车开过的时候，他就装腔拿势地埋头读书，这个样子完全是摆给人家看的！其实，他的长相也并不怎么好看，正如高杰林先生所说，一点儿男人味都没有！

那些男士们一到，就也都跟他们的太太一起揭瓦尔博格的隐私。“我的名字，就叫‘伊丽莎白’。我是个呱呱叫的裁缝师傅，而且还很喜欢音乐。成千的女人都拜倒在我脚下。劳驾给我一点儿面包夹牛肉，好吗？”戴夫·戴尔乐呵呵地尖叫着说。接着，他还讲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讲的就是镇上的那些毛头小伙子净找瓦尔博格寻开心。比方说，他们把一条烂鲈鱼偷偷地塞进他的口袋里，给他后背上别一块小牌牌，上面写着：我是个大傻瓜，劳驾踢我几脚吧。

卡萝尔能有机会笑一笑，自然也很高兴，所以就跟着大家胡闹了一阵。冷不防地她突然语惊四座，大声嚷了起来说，“喂，戴夫，你一理过发，简直就是个美男子呀！”听了卡萝尔脱口而出的这句俏皮话，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劲儿拍手鼓掌。肯尼科特不消说也很得意扬扬。

她暗自寻思，哪一天路过希克斯的裁缝铺，不妨去看看这个怪家伙。

二

星期天上午在浸礼会教堂做礼拜时，卡萝尔跟她的丈夫、休、惠蒂尔舅舅、贝西舅妈都正襟危坐在一排座椅上。

尽管贝西舅妈老是唠唠叨叨规劝他们去做礼拜，肯尼科特夫妇还是很少去。肯尼科特大夫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毫无疑问，宗教具有一种良好的感化力，如果想要把下层阶级社会笼络住，那就万万少不了它。事实上，也唯有宗教这个东西才能感化那些家伙，迫使他们去尊重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我说这套神学玩意儿，确实是OK。那全是一些聪明的老古董琢磨出来的，他们知道得可要比我们多得多呢。”他虽然信仰基督教，但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它的教义；他虽然相信教会，但他平时却很少去做礼拜，他虽然对卡萝尔不信神感到很吃惊，但他也根本闹不清她为什么不信神。

卡萝尔本人是个不可知论者，但她有时也觉得与基督教的信徒在一起很不自在，因而总是尽量回避。

卡萝尔竟然不揣冒昧，也到主日学校去听课。她听到那些老师上课时瓮声瓮气地对孩子们说，像沙姆谢赖249那样的家系，就是伦理学上的一个非常可贵的问题，值得他们认真思考。

她在星期三的晚祷会上，亲耳听到那些开铺子的年老掌柜每星期都要照例一成不变地“做证一番”，他们所引用的总是一些原始的性爱象征以及迦勒底人用过的类似“用羔羊的血洗涤自己的罪孽”和“复仇之神”等血腥味很重的话语。博加特太太居然也夸口说，从赛伊小时候起，每天晚上她都要他根据《圣经》上的十诫忏悔一番。那时，卡萝尔困惑不解地发现，20世纪的美国基督教竟然就像祆教250那样一反常态——但它并没有像昔日的祆教那样大放异彩。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在上教堂参加晚餐宴时，亲身感受到了会众之间那种友爱的气氛，亲眼看到了姐妹们欢欢喜喜地把冷火腿和烤土豆端上来。钱普·佩里太太有一天下午从电话筒里对她大声说，“亲爱的卡萝尔呀，但愿你能知道：蒙受上帝永恒的恩典该有多么幸福！”卡萝尔这才发觉，就在充满血腥味，而且跟她格格不入的神学后面，照样也还有人情味呢。她始终认为，各教派——卫理公会、浸礼会、公理会以及天主教等——对她童年时代那个法官家庭来说，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后来到了圣保罗，又要为日常生活而繁忙奔波，这使她跟教会更加疏远了。可是，到了戈镇以后，她总觉得各教派直至今日仍然是促使人们明哲保身的最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