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爱情与自由（第2/3页）

11，保护膜被撕去后，曾经垄断的物品开始在自由市场里交换了，以前正常地（宽厚地）保留在自我批评领域的想法现在表达出来，制造了紧张的关系。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我们不仅自身有“超我—自我”的冲突（见图8.2），两人之间也同样如此。当交叉点仅仅是自我A和自我B时，就产生了爱;当超我A和自我B发生冲突时，鞋子开始飞出窗外。

12.忍无可忍源于二个方面:其一，是非观念;其二，不能让他人生活在暗昧之中的想法。一天晚上，当克洛艾和我开始争论起埃里克·罗默的电影时（她腻昧那些电影，我则爱看），我们忘了罗默的电影既可以好，又可以不好，这完全取决于各人的看法。争论逐渐演变为逼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意识到异见存在的合理性。同样，虽然我憎恶克洛艾的鞋子，但我并没有想到:尽管自己不喜欢，但鞋子并非生来就让人讨庆。

13.当个人的判断被推广，使其为女友或男友（或者整个国家的公民）接受之时，当我认为这很不错成为我认为这对你来说也很不错时，这种从个人观点扩展到众人共识的举动实乃一件专横之事。在有些事情上，克洛艾和我各自相信自己的看法，而由于这种相信，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命令对方同意我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正确无误。专横地声言这就是爱情，是迫使对方（假装是出于爱）放弃自己爱看的电影或自己喜欢的鞋子，去接受一个（充其量）只是假冒成普遍真理的个人判断。

14.政治与爱情似乎没有相干之处，然而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和法西斯主义血迹斑斑的历史中难道看不到同样的一厢情愿吗？难道没有同样的理想模式与存在分歧的现实相对而立，从而如月牙形所代表的差异一样让人们产生厌烦（执牛耳者的厌烦）？法国大革命最先提出（给出所有的选择，只是为了一次洗劫），政府不仅要统治人民，而且要爱他们;人民大概也要同样接受政府的统治，并且爱政府，否则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从那时起，一厢情愿的政治就开始了其不光彩的历史。革命的初期，从心理学上看，极其类似于爱情关系——强求合一，相信两人/国家的无所不能，要求抛却先前的自我，消解自我的界限，渴望不再有秘密（对对立面的担忧很快使情人胡思乱想/或建立起秘密警察）。

15.如果爱情和一厢情愿的政治其开头都是同样的美好，那么结局也许会是一样的血淋淋。难道我们还不熟识以专横告终的爱情？以同样的专横，统治者坚定地宣称他们心怀国家的真正利益，但结果不也是以合法化地杀戮那些坚持异议的人而告终吗？如此看来，爱情是一种信念（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是非自由的，因为信念从来避免不了向持异议者和异端发泄自己的挫折感。换一种说法，一旦你对某事产生了信念（祖国、马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强大力量必然会自动地消灭其他的选择。

16.鞋子事件之后过了几天，我到报摊买报纸和牛奶。摊主保罗先生告诉我说牛奶卖完了，如果我愿意等一会儿，他就到贮藏室拿一箱来。望着保罗先生向铺子后面走去，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灰色的厚袜子和褐色的皮凉鞋。袜子和鞋子都奇丑无比，然而奇怪的是，我却无动于衷。为什么当我看到克洛艾的鞋子时就不能同样如此？为什么我不能友好地对待我爱的这个女子，就像我对待每天卖给我面包的报摊摊主一样，

17.政治学说中长期有这种愿望:用顾客和报摊摊主的亲切关系代替屠夫和牛羊的杀戮关系。为什么统治者不能客气地对待人民，容忍凉鞋、异见和分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答案则是：只有当统治者不再奢谈是出于爱而统治其人民，转而关注降低利率和火车准点时，友好的关系才有可能出现。

18.约翰·斯图亚特·弥尔于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是提倡不以爱的名义制约人民的自由主义经典之作，他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无论有多好的意图）不要干涉人民，不要逼迫他们换鞋子、读某些书、清除耳垢或是剔清牙齿。从此非暴力政治找到了最伟大的辩护者。弥尔认为，尽管古代的联邦（不是指罗伯斯庇尔的法国）觉得自己有权力对“每一个公民的身心需合乎法则保持浓厚的兴趣”，但现代政府却应尽可能退后、让人民各行其是。如同爱情中被烦扰的一方请求仅给予一个空间一样，弥尔呼叮政府不要千涉人民:

只要不妄图褫夺他人之自由，或妨碍他人对自由之求索，吾侪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好尚即得以名之为自由。……自由之义，在于防止强权势力对于违反自己意愿的文明社会成员的妨害。强权势力自身之偏好，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道德方面，皆非侵犯他人之理由。「约翰·斯图亚特·弥尔:《论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弥尔的呼呼听起来是那么合理，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些原则运用于个人生活中？然而如果将之运用于二人世界，那么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观点似乎失去了精彩之处，必然产生一些徒有虚名的婚姻:爱情早被蒸发，夫妻分床而睡，只是上班前在厨房碰见时才偶尔说上几句话。当他们一起吃完晚餐的肉馅土豆泥饼，或在凌晨三点品尝感情失败的苦涩之时，两人早已放弃互相理解的希望，替代以建立在克制住的争执和彬彬有礼基础之上的不冷不热的友谊。

20.我们又回到爱情和自由的选择上来了，后者看上去只存在于疏远的，或者冷漠出现了的关系当中。报摊主的凉鞋不使我恼怒，是因为我不在乎他，我只希望从他那儿买报纸和牛奶，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不会希望向他袒露心迹或在他的肩头哭泣，所以对于他的穿戴，我不会冒昧地说三道四。但是如果我爱上了保罗先生，我真的还能继续对他的凉鞋这样安之若素？或者是否总有一天（出于爱）我会清清喉咙，建议他换一双？

21.如果我和克洛艾的关系永远达不到恐怖统治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我们能够缓和爱情和自由的选择，这缓和的法宝就是幽默感。幽默感很少为恋爱关系所有，更几乎不为一厢情愿的政治家（波尔布特「1925/1928-，柬埔寨政治领袖」、罗伯斯庇尔）所具备，幽默感能使（如果能够那么广泛的话）政府和夫妻从忍无可忍中解脱出来。

22.革命家和情人似乎都十分倾向于严肃认真。难以想象与斯大林或与少年维特开个玩笑会是怎样的情景——尽管区别难以避免，但两人似乎都极其紧张而认真。缺乏笑的能力就是无法认可事物的相对性、社会和人际关系与生俱来的矛盾性、欲望的复杂性和冲突性;也无法知道必须接受心上人永远学不会泊车，或洗不干净浴缸或改不去对琼尼·米切尔的偏好——而你仍然爱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