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文论（第4/5页）

在《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的末篇，作为对自己三场理查·艾尔曼文学讲座的总结，埃科辑录了自己在《无限的清单》里列举过的，除了图像、音乐之外的由文字构成的清单。他谈及清单的两种功能，在古典时代，“是最后的权宜之计，用来表达言语无法表达的内容，是错综复杂的目录，暗示着作者沉默的希望”；而到了拉伯雷之后的时代，清单“成了一种诗意的行为，一种对于‘变形’的喜爱”。但在尽力的表达和自由的乐趣之外，埃科似乎一直在引而不发地暗示我们，清单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功能，尤其对于文学写作者而言。

我们今天大量的文学，都可以称作是某种心理文学或观念文学，它关心的是人心幽暗处的细微曲折，是诸如目标、烦忧、希望、畏惧、选择、梦幻等隶属于人脑的观念，是一个具体的尘世肉身在各种观念和心理面前的辗转翻腾。从积极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勘探，但对于人这样如芦苇般脆弱的生物而言，这样的勘探也很容易沦为某种消耗和损毁。为了创造出动人的作品，艺术家渐渐榨干自身，这是现代以来无数写作者的运命。在这种情况下，一份通往外在世界的无尽清单，或者可以成为一种滋养，它时刻提醒写作者，他不仅仅只和另外一些同样脆弱不堪的人类心灵彼此纠缠，他还可以与一个更为广大坚实的天地相互贯通。

一部叙述文字的成形和宇宙起源、天体演化不无相似之处。作为叙述文字的作者，你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是一个造物主，你创造的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一定要尽可能的精细、周密，这样你才能在其中天马行空，游刃有余。

所谓“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但每一个有抱负的强力作者并不会耽溺于凝视，他们各自都致力在深渊边缘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精细而周密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由一个个从生活中剥离出来的血肉模糊的故事构成，这个世界就是生活本身。倘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崩毁，只要在断壁残垣中尚存几部杰出的人类之子的著作，过去的一切就有可能失而复得，就像暧昧不明的中世纪可以因为《玫瑰之名》得以短暂重现一样。这，或许也是类似翁贝托·埃科这样的“年轻小说家”能够给予我们的，最好的安慰。

巴迪欧和《爱的多重奏》

巴迪欧称赞柏拉图对爱的论述相当精确，“在爱的冲动之中，有着共相（普遍）的某种萌芽”。哲人们在谈论爱的时候，是最令人可亲的，或者说，也是最容易得到普通人共鸣的，在一种相似的冲动之中，他们弯曲各自的身体朝向对方，哲人成为普通人，普通人也有了些许的哲思。

巴迪欧将严肃的爱分为两种，朝向“一”的神话，及关于“两”的真理。在前者之中，爱成为某种救赎之物，“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巴迪欧觉得歌德的这句名言总略带一丝淫秽感，爱似乎成为达瑧某种高潮的工具，无论这高潮是有关身体还是灵魂。在朝向“一”的神话里，爱隐约会呈现出可怕的品质，它会将爱者或者被爱者吞噬，这是一切浪漫主义之爱的归宿，同时它也引发了一种怀疑主义的阴暗反弹，即认为爱不过是幻影不过是“欲望的外衣”，此外，更为普遍的结果，是导致一种契约之爱的诞生，一种旨在安全、享受和无风险的爱。也许，神圣化和庸俗化总是结伴而行，然而，“爱并不把我们引向高处，也并不把我们带向低处。它是一个生存命题：以一种非中心化的观点来建构一个世界，而不是仅仅为了我的生命冲动或者我的利益”。

巴迪欧仔细研究过拉康。拉康曾经惊世骇俗地宣称，性关系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借助他人身体来达到自我享乐的过程，对他人的欲望最终不过是为了揭示自身存在的快感。同时，拉康也谈到爱，他把爱视为一种性关系不存在之后的补充，“在爱之中，主体尝试着进入‘他者的存在’，超越自身，超越自恋，从而与他人共同生存”，对此，巴迪欧进一步说，唯有在爱中，一种迥异于性关系的、从“两”而不是从“一”出发的人类关系得以真正形成，人们在爱中接受彼此的差异，或者说，人们就在彼此的差异中爱。

这是相当积极和健朗的态度。但是，当巴迪欧进一步谈到爱的持续，谈到忠诚的必要性和由忠诚所维系的、被主体建构出来的真理时，尽管他强调这真理是内在的而非普遍命题式的真理，是有多少主体就有多少种类的真理，尽管他强调这真理是一种具体生命的实践行为，但经历过理想主义暴政洗礼的当代人依旧会觉得有些不安和困惑，其中有一种，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感受到的，一种乏味的神学家的味道，一种依旧要将天国拉至人间的激进主义态度。

或许，这样的态度唯有在艺术领域而非社会领域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的理解和生存空间。这种爱能够弯曲我们的身体，令我们在生活的某些瞬间满怀痛苦或满怀喜悦地成为另一个人，并在其余的、更为持久的时间里，令艺术家俯向自身，保持一个劳作者和创造者的姿态。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和《星辰时刻》

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星辰时刻》里，写作本身成为她小说的最后主题。这与所谓后设小说的技巧无关，很大程度上，克拉丽丝是罗兰·巴特深情言及的现代小说家群体中的一员，“在小说的最后时刻，活跃着那些小说家自己的命运”。

和很多好的小说家一样，克拉丽丝并不屑于虚构或创作，她只在乎如何言说和相信真实，生命深处的真实，她如何一点点地接近它，碰触它，再轻盈小心地逃脱，而这一切并不仰仗任何书本的博学，只依附于一个写作者的近乎暴烈的诚实。“我只在该撒谎的时候撒谎，而我写作时从不撒谎。”叙事者罗德里格说。在《星辰时刻》中，叙事者被赋予了双重的责任，他要诚实地揭示女主人公玛卡贝娅的生活，那种不可被附加任何象征或救赎意义的、事实的卑微；也要诚实地揭示自己身为一个写作者的生活，那种服从于自己生命感受的，词语的演奏。“当我书写时——还是把真实的名字赋予事物吧。每一个事物，是一个词语，如果它尚且没有对应的词语，就给它编一个。你们的神命令我们杜撰。”而这样的写作，这样将事物的真实与词语的真实相互赋予反复印证的写作，注定是艰难的，“就像用钢斧劈开山岩，有火花与细屑飞舞”。

我在阅读《星辰时刻》的时候，会很奇怪地、不断地想到《大师与玛格丽特》。布尔加科夫和克拉丽丝，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是他们之间微弱而隐秘的联系。在《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最卑微者被突如其来的文字幻景所击中，唤醒，并在哭泣中深感幸福，但最终，最卑微者并不仅仅只是拜倒在写作者面前的蒙恩的人，她倒转过来，成为那个操持文字的人最后的也是最强有力的拯救者，他大师的冠冕是由她所赐予。在《星辰时刻》里，同样也有类似的关系。表面上，似乎一直是罗德里格在努力通过文字赋予玛卡贝娅浑然无知的卑微一生以意义，但通过这样的写作行动，他令自己成为另外一个更加有意义的存在。与布尔加科夫不同，克拉丽丝没有安排这两个人相遇，这或许是更残酷的洞见，那些有能力相互照亮的人，并没有机会彼此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