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十三）

第十三个瞬间：蛰伏的荷兰人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冬，台湾，大员港（现代的台南市安平古城）

虽然此时已是冬天，但在台湾，除了早晚时分稍有寒意之外，白日里的天气依然还算温暖。

迎着阵阵清爽的海风，一个衣着奢华的中年荷兰男子坐在大员港荷兰商馆的阳台上，一边惬意地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一边挥舞刀叉，享用着一份由炸肉排、烤鱼、菜汤、糕点和水果组成的丰盛午餐。

此人神态高傲而又凶残，目光犀利，前额宽阔，嘴边留着两撇细长的八字须，使他的脸显得更加瘦削。在沐浴了多年热带的阳光之后，他曾经苍白的皮肤也早已变成古铜色。这个人就是第五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福尔摩沙行政长官：汉斯。普特曼斯。他有着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有的一切特征：精明、冷酷、工于心计和坚忍不拔——唯有具备如此素质，才能在陌生的异域立足打下一片天地。

不过，今天的普特曼斯总督显然有些不佳，只是草草吃了几口，就把还剩下大半饭菜的白瓷餐盘推到一旁，然后端起一杯朗姆酒，一边小口抿着，一边俯瞰着阳台外面的大员港风景：波光粼粼的大海、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还在修建之中的热兰遮城堡、永远热闹喧嚣的酒馆、街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水手和土著——荷兰人从巴达维亚运来大量的亚力酒，又从海南岛运来朗姆酒，专门用来向土著交换皮货。因为让土人染上酒瘾，乃是大航海时代许多贸易公司的惯用手法。文明程度较低的土著一般不需要买太多的零碎玩意儿，要迫使土著经常来做交易。只有在烟酒之类戒不掉的嗜好品上多动脑筋。土著一旦染上酒瘾，就成了东印度公司可以任意盘剥的可怜虫。从美洲到非洲再到香料群岛，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到处都在上演这一幕。

当然，作为一座海港城市，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永远是桅杆林立、熙熙攘攘的码头——与往年相比，今年来到大员贸易的商人暴涨了好几倍。码头周围停泊满了大小不一的船只，除了少数荷兰船之外，大多数都是广船、福船之类的中国船只。码头上也修建了成排新的货栈和堆场，等待装运的货物堆积如山。

“……大员港……真的是越来越繁荣了啊……”

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纠结情感，普特曼斯总督低声嘟囔着，同时将复杂的目光投向一艘正在缓缓出港的海船——这是一艘体积相当于西班牙盖伦船的大船，但船型要修长和美观的多，两根桅杆之间的烟囱正在不断冒着黑烟，而在桅杆的顶端，则高高飘扬着一面蓝底白星的启明星旗……

——这就是普特曼斯总督近年来一切欣喜与苦恼的来源，同时也是大员港荷兰殖民地的噩梦和救星。

“……可是……这座福尔摩沙岛，却从此不再属于尼德兰联合省了……”他无奈地叹息道。

回顾1629年，普特曼斯总督刚刚来到大员港上任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殖民据点正处于极为窘迫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与中国的贸易因为福建沿海各路海盗的争斗而陷入停顿，与日本的贸易也因为外交冲突而中断（荷兰人想要在台湾设置海关，对来台贸易的日本商人课税，但日本不承认台湾是荷兰领土，双方爆发矛盾），从福尔摩沙（大家都知道这是荷兰人对台湾的称呼吧）的土人和中国移民身上同样榨不出足够的油水，大员港荷兰商馆的财务状况处于连年的赤字状态。另一方面，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同样盯上了这座岛屿，不仅在北方的鸡笼（基隆）和淡水两地修筑了城堡，还一度从菲律宾派遣了武装船队攻打大员港，如果不是一场奇迹般的风暴吹散了这支西班牙船队，当时防御力量极为薄弱的大员港几乎是注定要陷落了。

仿佛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般，普特曼斯总督还没到任，台湾的两个福建移民首领张伟和何斌，就掀起了一场抗税叛乱，把前去征收实物税的荷兰税吏给打得半死赶了出来——好吧，普特曼斯总督私下里也承认，前任总督不仅向这些中国人征收人头税，还要没收他们辛苦栽种甘蔗生产出来的全部蔗糖，确实是有些过分了。但若不如此的话，连续几个月没做成一笔海上贸易的大员港，又该拿什么给雇佣兵发军饷呢？

（说明一下，早期台湾尚未开发之时，出口的“大宗”商品是鹿肉、鹿皮。等到崇祯年间大规模种植甘蔗之后，才有蔗糖可以出口，也是郑成功时代的重要财源。但甘蔗园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在1630年前后，台湾能出口的蔗糖还很少。而且，跟获利丰厚、规模巨大的对日、对华贸易相比，当时台湾岛内的这么一点儿可怜出产，对于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人来说，根本连塞牙缝都不够。一旦对外贸易断绝，迫使荷兰人居然要靠搜刮岛民来过日子的话，那么不堪重负的岛民就真的只好造反了。）

于是，普特曼斯总督刚一上任，就不得不竭力搜刮兵力，发动一场惩戒中国人的平叛战争。最初，带着对东亚土著人的一贯轻视，普特曼斯以为凭着大员港方面拼凑的四百名士兵，自己很快就能粉碎这些中国人的抵抗——大员港的雇佣兵指挥官向总督吹嘘说，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可以打倒二十五个中国人。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海峡对岸大明帝国一位著名的传奇将军，居然偷偷派遣了他的嫡系部队“救火营”，一支久经沙场，拥有燧发枪和野战炮，能摆出西班牙大方阵的精锐部队，来支援台湾岛上这些中国移民的叛乱。结果，仅仅是打了一次战斗，普特曼斯总督就损失了他的一半军队，自己都挨了一枪，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大员港，非但未能恢复对中国移民的统治和压榨，还得担心他们打进大员港来报复：那会儿的热兰遮城堡还没开工，在近代化的火器部队面前，大员港根本连一点儿防御能力都没有。

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固然是拥有二万多名员工的超级跨国垄断企业，其麾下光是正规雇佣军有近四千之众，如果算上那些稍加武装便可参战的奴隶，全球总兵力怎么也有二、三万人——但请注意，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总兵力，自然也必须用于全球战场，这些宝贵的兵力需要同时讨伐马来亚土著、南非黑叔叔、葡萄牙殖民点、英格兰海盗、北欧渔民（抢渔场大战）等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对手，来保障公司的效益和诸位股东的收入，所以不可能投放多少兵力到台湾这么个成天亏钱的偏僻旮旯里来。

幸好，在台湾的中国移民暂时似乎还没有攻打大员港的想法——无论盘踞北港的何斌，还是“打狗”地方那个更讨厌的张伟都是如此……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一份耻辱的和约：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北港的何斌和“打狗”的张伟认输，从此放弃对他们的宗主权，不得再对中国移民征收任何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