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十三）（第2/5页）

（高雄旧称“打狗”，据说当地的原住民为了躲避外来侵扰和内部的争斗，就在村落附近大量的种植刺竹来保护村庄，而刺竹的土语发音是“打狗”。至于高雄这个称呼，是日占时期日本人根据“打狗”的日语发音而创制的。无论字音字意都文雅了许多，于是就成了正式的名称。正如基隆取代了鸡笼一样。）

自此，大员港荷兰商馆的最后一个稳定财源就此断绝，只能靠着过去的积蓄坐吃山空，或者指望着时有时无的对华贸易，以及给经过的船只提供淡水和给养，来赚取一点儿可怜的服务费……

身为大员港的行政长官，颇有抱负的普特曼斯先生，当然不希望大员商馆就这样在自己手中破产倒闭、关门大吉。他一边顶着负债累累的财政压力，动工兴建热兰遮城堡和大员周边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以改善这个据点的防御状态。一边继续努力想要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渠道——凡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都看过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就算是不识字的乡巴佬，好歹也听说过“东方遍地是黄金”这句话。

虽然真正到达了东方的欧洲人，都知道这句话有点夸张，不过东方世界的富饶依然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尤其是与大员港隔海相望的大明帝国。从这片土地上流出的瓷器，丝绸，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工艺品，以及正在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时尚的茶叶，都是如此地令人心动。如果有谁能够独自垄断与这个东方大国的贸易，相信就是上帝也会嫉妒他的财富吧！

然而，与欧洲人对东方货品的极度渴望不同，大部分物资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大明帝国，却对西方世界的商品没有多少兴趣。他们虽然也开辟了几个贸易口岸，但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不想惹麻烦的因素，而不是为了获利。即使在这些贸易口岸，明帝国的官府也依然拒绝同欧洲商人直接贸易，所有货物都要通过中间商转手。平白无故少了一层利润不说，货品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影响，数量还经常凑不够。

对于荷兰人来说更要命的是，即使是那种通过中间商转手的对华贸易，他们也插不进手——被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独占了。而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在东方的关系实在是很糟糕：荷兰自从兴起之后，就将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外殖民地几乎抢了个精光，若不是有大明的支持，说不定连澳门都要丢了。这关系如何好得起来？

所以，待在台湾的荷兰人只能从闽粤各路海盗集团的手里，断断续续地收购到一些中国特产，价格既贵，数量也少得可怜，质量更不好，利润实在有限，始终无法获得一条稳定可靠的进货渠道。

——荷兰与大明的海上贸易完全依靠于海盗，大员港就是一个销赃窝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普特曼斯总督想尽办法尝试着要打开局面，但接二连三的失败简直让人绝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业代理人郑芝龙——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供职多年，总是态度飘忽不定，对于总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塞。

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出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做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种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管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点用处。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进入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马尼拉；要么满口答应代购货物，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怜的普特曼斯总督一直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盟友”郑芝龙在捣鬼，一边跟官府说荷兰人的坏话，一边动用武力禁止福建商人来大员港贸易，以此来确保自己能独霸闽海的贸易渠道。）

如此坚持到了1630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福尔摩沙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对华贸易打不开，对日贸易虽然得到恢复，但却没大员港的什么油水：荷兰人当然可以对来台湾的少许日本商人收税，但日本方面也同样可以从九州岛长崎、平户的荷兰商人身上把在台湾缴的税金给抽回来。如此一进一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更大，结果在公司的压力下，大员港只好继续对日本商人执行零关税政策。年复一年的巨额亏损，已经累加到了让巴达维亚总部无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总督坚持兴建热兰遮城堡的浩大开销，更是让吝啬的公司董事几乎要跳脚：都亏成这样了，怎么还要继续投钱？不是应该果断割肉止损吗？

——虽然中国人觉得台湾大员港是一处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武装商站而已，跟民国时代中国各大城市的租界属于一个性质：经营得好，利润丰厚，自然可以不断拓展；经营不好，连年亏本，那么就应该果断收摊走人——就像现代大财团在投资失败后，会关闭那些亏损的海外分公司一样。

至于种地垦荒，不仅收益速度慢，而且从福建大批引进流民也不容易——至少对于荷兰人这样的“外夷”是如此，更何况，即使搞到了人口，来到台湾的福建农民们也会很快被荷兰人的苛捐杂税搞得无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离荷兰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高雄。甚至连原本附属于大员港的日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员港的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公司和居民的满意度都在持续下降。

唯一让普特曼斯总督稍微高兴一点的消息，就是南边高雄港那个可恶的叛军头目张伟，被另一个强大武装集团——盘踞在海南岛和珠江口的“澳洲人”降服，从此接受收编，离开了这座岛屿。但接手高雄港的“澳洲人”实力更加强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们，公司还是无法恢复对岛上中国移民的统治。

而且，由于高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员港夹在了中间，荷兰人在岛上已经找不到征服和开拓的空间了。

此外，让普特曼斯总督感到震惊的是，就连麾下船只众多、势力强大的郑芝龙首领，也被这伙“澳洲人”给突袭剿灭了——郑芝龙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员港却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商品来源。

既无法征服岛上的土著，也不能打开对华贸易的窗口，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年复一年地倒贴巨款维持着大员港的要塞、官吏和军队，又还有什么用呢？纯粹充当对日本贸易的中继站？这也太浪费了！

但是，就在普特曼斯总督已经对大员港的前途命运彻底绝望，甚至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尽量体面地关闭大员港商站，被公司开除回家之后又该如何维持生活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