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1963年11月22日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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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十一个星期我再次过上双重生活。

其中的一重我几乎一无所知——外界的生活——另一重我心知肚明。那是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我经常梦见黄卡人。

在外界的生活中，拄着助步器的老妇（艾伯塔·希钦森。萨迪找到她，给她买了一束花）在人行道上站在我身边，大声呼喊，直到一位邻居出来，看到情况之后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把我载到帕克兰医院。救治我的医生名叫马尔科姆·佩里，后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死前都经他救治。在我身上，他的运气更好，尽管情形差不了多少。

我牙齿脱落，鼻子骨折，颧骨骨折，左膝盖骨折，左胳膊骨折，手指错位，腹部损伤。还有大脑创伤，这是佩里医生最焦虑的。

我被告知，触诊肚子时我醒了过来，大声号叫，但是我都不记得了。我被插入导管，立刻就开始尿拳击解说们称之为“红葡萄酒”的东西。我的重要器官开始还稳定，但稍后衰弱。我被验了血型，进行配对，然后输了整整四个单位的血……萨迪后来告诉我说，约迪居民九月下旬在一次献血行动中献了四百多个单位。萨迪得不断重复告诉我这一点，因为我不断忘记。他们准备给我做腹部手术，但是之前要进行神经咨询和脊椎穿刺——在过去的国度里，还没有CT扫描或者核磁共振成像这类东西。

我还被告知，我跟为我做穿刺的两位护士聊了一会儿。我告诉他们我的妻子酗酒成瘾。其中一个说这很不好，问我她的名字叫什么。我告诉他们她是一条鱼，名叫旺达，然后开心地笑了。

然后我又晕了过去。

我的脾脏毁坏。他们做了切除。

我还处于昏迷中，我的脾脏不再发挥作用、但是重要的脏器却去了不会去的地方时，我被送到整形外科。在那里，我断掉的胳膊被上了夹板，断腿被打上石膏。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很多人签名前来探望。有时候我认识这些名字，多数时间又不认识。

我被灌下镇静剂，保持脑袋稳固，床被立起三十度。服用苯巴比安不是因为我清醒了（尽管有时候我含糊不清地说话，萨迪说）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我可能突然恢复知觉，继续伤害自己。总的来说，佩里和其他医生（埃勒顿也经常来检测我的情况）治疗我这个被打碎的笨蛋就像对待未爆炸的炸弹。

至今我还不完全确定血球密度和血红蛋白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的指标开始上升，这让每个人都感到高兴。三天后我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

这一次显示有旧血的迹象。对脊椎穿刺来说，旧血比新血要好。这表明我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脑创伤，但是他们不用在我颅骨上钻一个孔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我的身体正在其他阵地上奋力抗争。

但是过去执拗地保护着自身不被改变。我入院五天之后，脾切除手术切口附近的肌肉开始变红发热。第二天切口再次裂开，我开始发高烧。我的情况，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后本来已经从危重变成严重，现在重新回到了危重。我的病历显示，我“按照佩里医生的意见服了镇静剂，神经反应达到最低限度”。

9月7日，我短暂地恢复意识。或者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一个脸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个膝盖上放着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边。

“你记得你的名字吗？”女人问。

“普通人，”我说，“再问我还是这么说。”

杰克·乔治·“普通人”·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兰医院住了七个星期，之后被转移到康复中心——一处小型患者住所——位于达拉斯市北边。在这七个星期里，我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脏的地方现在被感染盘踞。胳膊上的夹板被替换成一个长长的石膏模，也充满各种我不知道名称的东西。在转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复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减小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位外科医生开始折腾我的膝盖，膝盖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动能力。别人告诉我，整个过程中我鬼哭狼嚎，但我不记得了。

马尔科姆·佩里和帕克兰医院的其他医职人员挽救了我的生命，对此我毫不怀疑。他们还无意送给我一个并不受欢迎的礼物，这个礼物一直陪伴着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时光。这就是输进我身体对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记得，呕吐不断，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记得曾经想到我得回到德里去拜访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岭土果胶。但是基恩先生是谁，德里又在哪里？

当我肚子里能够盛得住食物时，他们让我出院，但是腹泻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差不多已经呆了两个星期。那时，已经逼近十月末。萨迪（通常，我记得她的名字，有时名字又从我的脑子里溜走了）给我带来一盏南瓜灯。这个记忆非常深刻，因为看到灯的时候我惊叫起来。那惊叫是某人忘记非常重要的事情时的惊叫。

“怎么了？”她问我，“怎么了，亲爱的？出什么事了？是肯尼迪吗？跟肯尼迪有关吗？”

“他准备用锤子把他们都杀了！”我对她喊道，“就在万圣节晚上！我得阻止他！”

“谁？”她抓住我挥舞的双手，脸上充满恐惧，“阻止谁？”

但是我不记得，我睡着了。我睡了很多，不仅是因为脑伤痊愈缓慢。还因为我很疲劳，跟之前自己的鬼魂相差无几。被打那天，我还有一百八十五磅重。等到我从医院出来进入伊登法洛斯时，我只剩一百三十八磅了。

这就是杰克·埃平——一个被打得呜呼哀哉，差点在医院里丧命的人——外界的生活。我身体里面的生活是黑暗，各种声音以及雷电般的意识的闪光：它们完美地遮住我的视线，然后我借助闪光，刚要看到一丝风景，一切旋即又消失了。

发现自己热得要死，一个女人喂我吃冰片，尝起来凉爽极了。就是“脸上长疤的女人”，有时候我认得是萨迪。

我坐在房间角落的便桶上，搞不清我是怎么到那里的，释放开好几加仑火辣辣的稀水，肋部痒痛不已，膝盖发出吼叫。我记得我希望有人能杀了我。

我发现自己想从床上起来，因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貌似整个世界都等待着我做这件事。“戴牛仔帽的男人”在那儿。他抓住我，在我摔倒之前将我放到床上。“还不是时候，伙计，”他说。“你还远远没有康复。”

我发现自己跟两位身着制服的警察谈话——或者说试图谈话，他们来询问有关我被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