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1963年11月22日 第二十七章（第2/7页）

“好多了。”

“太好了。我想——”

电话响了。“应该是萨迪，”我说，“她吃完午饭打过来。”

“我得走了。很高兴看到你长肉了，乔治。

代我向那位美女问好。”

我照办了。她问我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记忆冒出来。根据她谨慎的措辞我能判断出她是从学校的办公室打来的——打完之后要付给科尔里奇太太长途话费。除了掌管德诺姆联合高中的金库之外，科尔里奇太太还有双尖耳朵。

我告诉她没有，没有记起新的东西。但是我准备打个盹儿，希望醒来会想起什么。我告诉她我爱她（能说出真心话，感觉真的很美），询问了德凯的情况，祝她下午开心，然后挂断电话。

但是我没有睡觉。我拿上车钥匙和公文包，开车去了城里。我向上帝祈祷，回来时公文包里能装上东西。

6

我缓慢而小心地开车，但是当我走进第一玉米银行，递上保管箱钥匙时，膝盖仍然痛得厉害。

银行职员从办公室里出来接待我，他的名字我马上回想起来：理查德·林克。我瘸着走上前去的时候，他瞪大眼睛，十分关心。“发生什么了，安伯森先生？”

“车祸。”希望他没有读或者忘了《新闻早报》上“警方直击”版面的短文。我自己也没有读，但的确有那么一条：约迪镇乔治·安伯森先生，遭人殴打施暴，失去意识，被人发现并送到帕克兰医院。“我恢复得很好。”

“那就好。”

保管箱放在地下室。我跳着走下楼梯。我们用了钥匙，林克把保管箱拿到一个小房间里，放到一张小桌上，小桌仅能容下箱子，然后他指着墙上的按钮。

“完了之后叫梅尔文，他会帮你。”

我谢谢他。他离开之后，我拉上小房间门口的窗帘。我们已经打开保管箱的锁，但是箱子还关着。我盯着箱子，心跳加速。里面装着约翰·肯尼迪的未来。

我打开箱子。上面是一捆现金和尼利街公寓里的杂物，包括我的第一玉米银行的支票簿。下面是一扎手稿，用两根橡皮筋捆着。上面一张赫然印着《凶杀地》。没有作者，就是我的大作。

我把它拿在手上，心里坚信我一打开，里面都会是空白。黄卡人已经把字迹抹去了。

求求你，不要。

我翻开手稿。第一页上，一张照片正看着我。

很窄但是很帅的脸。嘴唇弯成了笑容，这笑容我非常熟悉——我不是亲眼看见过吗？是那种“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不知道，你这个可怜的笨蛋的”笑容。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将要改变世界的可怜虫。

7

我坐在小房间里，记忆汹涌袭来，令我呼吸困难。

梅赛德斯街上的艾维和罗塞特。姓坦普尔顿，跟阿尔一个姓。

跳绳女孩儿们：“我老子开着潜水艇。”

卫星电子沉默的迈克（神圣的迈克）。

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像超人一样撕开衬衫。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和埃德温·安德森·沃克将军。

玛丽娜·奥斯瓦尔德，刺客美丽的人质，站在西尼利街214号我的门口：“打扰一下，你看到我丈夫了吗？”

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

六楼，东南窗户。视野最好的窗户，能看到迪利广场和埃尔姆大街，弯向三岔地下通道。

我开始颤抖。我拿双手抱住胳膊，胳膊紧紧抱在胸前。左胳膊——被毛布包裹的烟袋打断的胳膊——开始疼痛，但我没有理会。我很高兴。

它将我跟世界绑在了一起。

颤抖消退之后，我将没有完成的书稿，珍贵的蓝色笔记本和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装进公文包，然后检查了一下保管箱的后面。又发现两样东西。

一件是当铺买来的便宜婚戒，为了遮人耳目，帮助我在卫星电子编故事用的。另一件是一只红色的婴儿拨浪鼓。是奥斯瓦尔德家的小女孩儿的（琼，不是叫阿普丽尔）。我把拨浪鼓放进公文包，戒指放进裤腰上的表袋里。我开车回去的时候会扔掉。如果时机来到，萨迪会得到一枚更好的。

8

敲玻璃的声音响起。然后有个声音说：“——还好吗？先生，你还好吗？”

我睁开眼，一开始不知道我身处何地。我往左看，一位身穿制服的巡警在敲我雪佛兰汽车驾驶侧的窗玻璃。然后我想起来了。是在回伊登法洛斯的半路上。因为我又累又兴奋又恐惧，那种我想睡觉的感觉又钻进脑子里。我立即把车停进了就近的停车场。那时是两点钟左右。现在，从倾斜的阳光来看，得有四点了。

我摇下窗玻璃，说道：“抱歉啊，警官。我突然开始犯困，安全起见，我停了下来。”

他点点头。“嗯，嗯，喝了酒就会这样。上车之前喝了多少？”

“没喝。我几个月前脑袋受伤了。”我把脖子转过来，让他看到头发还没长起来的地方。

他有点儿将信将疑，让我对着他的脸呼气。这回他彻底相信。

“让我看看你的驾照。”他说。

我拿给他我的得克萨斯驾照。

“你不打算一路开回约迪吧？”

“没有，警官。只开到达拉斯城北。我待在一家名叫伊登法洛斯的康复中心。”

我在出汗。我希望如果他看到的话，会以为这只是因为在温暖的十一月天气里闷在车里瞌睡的缘故。我也希望——强烈希望——他不会问我身边座椅上公文包里装的是什么。要是在2011年，我可以拒绝这样的要求，告诉他不能因为我在车里睡觉就要搜我的包。天哪，停车场甚至没有咪表。但是在1963年，警察可以立即搜包。他不会找到毒品，但是他会找到现金，标题里带有“凶杀”二字的书稿，以及有关达拉斯和肯尼迪的奇怪幻想的笔记本。我会不会被带到就近的警察局接受盘问，或者带到帕克兰医院进行精神评估？跟沃尔顿一家[180]一样，由于路途遥远而很难道一声晚安吗？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圆脸通红，就像诺曼·洛克威尔[181]刊登在《周六晚报》封面上的警察。然后他把驾照递过来。“好吧，安伯森先生。回到法洛斯去吧，我建议你到那里之后停下车。你看起来很虚弱，不管有没有打瞌睡。”

“我正是这么打算的。”

我把车开走的时候从观后镜里能看见他，他注视着我。我敢确定，开出他的视线之前我会再次睡着。这一次毫无先兆。我会突然冲向人行道，或许碾压两三个行人，然后撞上一家家具店的橱窗。

最终，当我把车停在门口带坡道的小房子前时，头疼得厉害，眼睛开始冒水，膝盖不停悸痛……

但是有关奥斯瓦尔德的记忆牢固而清晰。我把公文包扔到餐桌上，给萨迪打了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