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成为一位决策者（第2/3页）

鲍威尔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此事：

我每天在白宫西厢都要作很多决策，然后把这些决策转化为建议呈给高层，这些议题包括从纽约一个峰会的最佳举行地点到协助草拟一份要在峰会中讨论削减核武器的协议。工作至今我已经发展出一个如何作决策的哲学。简单地说，就是挖掘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然后跟随你的直觉作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直觉，这种直觉随着年龄增长而更加可信。当我面对一个决策时，如指派某项职务的适当人员或是选择一个行动方案，我会搜集各式各样的资料与知识。我当面或用电话询问。我研读所有我能找到的资料。我用我的聪明才智启动我的直觉，然后用我的直觉判断测试所有的资料，我会想：“嘿，直觉啊！你觉得这样听起来、闻起来、感觉起来对吗？”

但是，我们不能无止境地搜集资料。我们常常在还没有看到所有的资料前就必须作决定。关键并不是很快地作决定。我有一个时间分配公式，P-40 到 70，P 代表成功的概率，数字 40 和 70 是代表已取得资料的百分比。当我估算我有的资料只给我低于 40% 的成功机会时，我不会采取行动。我也不会等到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我是 100% 正确时才行动，因为那时几乎已经太迟了。当我搜集到约 40%—70% 的资料时我就会凭直觉下决心。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威廉·克劳（William Crowe，Jr.）海军上将在他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个有关如何有效作决策的深刻见解：“回想起来，海湾战争中要求的一项最重要的人类特质是弹性思维。我们曾派一些有非常好的记录，风评也很好的指挥官去，但他们表现得过于僵化与教条化，不知变通……现实环境要求一位指挥官以他们的认知去检视每一种不同状况来作必要的调整。他需要有这种能力的部下，换言之，他们要愿意以不同于以往所学的变通方法来处理事情。我们的军事系统常无法让我们知道哪些人有这种特质，这也令我相当担心。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人面对压力，再观察他们如何处理事情。通常能在需要高度弹性及创意的情况下做得很好的人，都无法在平时按部就班的工作环境里有好的表现，他们就在这种过程中被排挤而离开。

“当时这个想法让我深感忧虑，一直到现在还是。培养思维开阔的指挥官是一件最优先的事情，但我们经常无法做到。军中生活对这类人才有不利的影响，但缺乏这类人才将会为未来带来不幸……我在海湾战争面对这种问题的挣扎，让我相信弹性思维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克劳上将早期的军事生涯提供了另一个决策要素的观点。当克劳上校有资格被考虑晋升为将军的时候，同时有 1400 人具有晋升将军的资格，但当时只有 30 个名额。对克劳、海军和国家而言都很幸运，因为当时海军参谋长艾勒默·朱姆沃尔特（Elmo Zumwalt）上将试图影响海军晋升“与众不同与想法特异”的人为将军。克劳曾说过：“在军中选择高级领导人，最难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获得晋升的人能够具备高层指挥所需的独立思考能力。朱姆沃尔特上将本人是我看到的第一位在晋升到高位时仍能维持高度自由思考的人。在每一个军事组织中，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特立独行的人能够生存下来，但数量实在是凤毛麟角。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设计组织制度，让这类人能够获得晋升。朱姆沃尔特上将试着以制度来改正这个问题。朱姆沃尔特当海军作战部长时花了很多时间在选择将级军官上，他召开晋升委员会，同时立下指导方针让他们依循。虽然这个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其职权，但海军作战部长仍能影响大体的晋升政策。所以朱姆沃尔特试图利用指导方针来加快晋升标准的改变。他公布的晋升原则基本上说：‘我要一些非典型的人。去年我们连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今年我要两个人。不要给我同一锅里的青豆。’所以有些传统被晋升类型之外的人都被选上了，包括我在内。”

我问过鲍威尔将军，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他最重要的决策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会提起一个或两个，但我要提醒你，我不太愿意回答采访者要我说‘最好、最多、最差、第一个或最后一个’之类的问题，因为那会使你忽视问题的本质背景。但是，既然你问起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让你完全失望。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并不是“沙漠风暴行动”，因为它就像顺水推舟一样是逐渐成形的。当它最后要发动时并不是太难的决策，我们知道它早晚会发生。巴拿马事件对我来说是一个较尖锐与紧迫的决策，因为它来得太突然。我们从一个非常宁静的周六晚上，在短短的 12 小时内决定派兵入侵一个国家。”

鲍威尔将军描述在 1989 年 12 月 17—18 日这个周末中，巴拿马总统诺列加（Noriega）国防军的一员如何枪杀了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当时，4 位军官穿着便服开车到巴拿马市去用晚餐，他们在路上被巴拿马国防军设置的路障挡住。当这些巴拿马士兵要把美国人拉出车外时，车子的驾驶员猛踩油门想要离开，巴拿马士兵立即对他们开枪，导致一位陆战队少尉罗伯特·帕兹（Robert Poz）当场死亡。事件在随后的周末越变越糟。巴拿马国防军逮捕了一位亲眼目睹他们暴行的海军上尉和他的太太。他们把这位上尉毒打一顿，并且以死威胁他不可将此事宣扬出去。他的太太还被迫站在墙边，被巴拿马士兵猥亵到惊昏过去。

鲍威尔将军马上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与会人员包括陆军的卡尔·弗诺（Carl Vuono）、空军的拉里·韦尔奇（Larry Welch）、海军的卡尔·特罗斯特（Carl Trost）和陆战队的阿尔·格雷（Al Gray）。鲍威尔将军立场很明确地表示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绝不能容忍。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无异议地接受了总部在巴拿马的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挥官马克思·瑟曼（Max Thurman）将军的计划，也就是派军队进入巴拿马，推翻诺列加的政府，重新建立一个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巴拿马政府。

1989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鲍威尔将军到布什总统在白宫的私人办公室向他作简报。当时在场的还有国防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国务卿吉姆·贝克（Jim Baker）及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鲍威尔说：“我一开始就表明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要推翻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如果这个行动成功的话，我们将治理这个国家直到建立一个平民政府和一支新的国防军。因为这个计划远超过只要把‘诺列加赶出去’的单纯目标，我讲完后就停下来让大家有时间注意到整件事情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