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明哲导师：指导、建议、 忠告、教导与打开机会之门（第5/14页）

李梅有一位良师。在一次深入的访谈中，我请教他，是否有人深深影响了他的军人生涯。他回答说：“在我服役的 35 年中，我有幸实际接触了该时期所有的空军领导者，而我们有很多极优秀的领导者。当然，所有的那些人，不只是对我有影响，也影响了当时空军的其他人员。假如我必须挑选出一个人，我愿意说是罗宾·奥尔兹（Robin Olds）对我的影响最大，或至少他对我产生了使我起步向前的最初影响。

“1937 年，当我奉派至第 2 轰炸大队时，我第一次和罗宾·奥尔兹接触。一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没有背负任何重大责任的中队军官，只有如中队飞行军官所负的一般责任。第一次为他工作，我开始了解‘领导’的意义是什么，为建立一个当时我们所有的伟大领导者都已经预见，且尝试去建立的第一流空军，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去做。这是我第一次获得总体印象，这个我们全体试着去做的真实景象，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还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做的大量工作。

“我记得我暂时被选派去大队作战室代替一个生病的常备作战官。在那里工作的两周时间，我学到的东西超过我在空军一直到那个时候所学的一切，我想这可能是一连串状况所带来的。作战官的桌子靠近办公大楼的主要入口，因此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每天早上我最好在奥尔兹上校上班之前在我的桌子前坐好。通常他会在我桌边停住，每天早上他给我的工作大约是两个星期的工作量。因此，我感觉在代理作战官期间，我的工作进度快速地落后。我从作战官办公室学到了很多——不仅是这两周，而是我在第 2 轰炸大队、在奥维兹上校手下服务的期间。那真是一次十分难得的经历。”

李梅在观察英国皇家空军时认识到了“明哲导师”的重要作用，这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的经历。他说：“战争初期，我在英国遇见一位老人，特伦查德爵士（Lord Trenchard）。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指挥在欧洲的英国远征军的空军部队（British Expeditionary Air Cors）。他所负责的皇家空军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独立的空军。我猜那时他已快 80 岁了，但他仍然是一个精神饱满的老人。他穿上制服，用他所有的时间在美国空军基地和英国空军基地到处逛逛，去了解部队正在做什么，并与他们交谈一会，告诉他们一些故事。在和这位老人谈过几次话之后，我渐渐明白波特尔（Portal）、泰德（Tedder）和那些真正在运作皇家空军的人员，都曾受过他的帮助。因此，我开始注意到这种巧合，注意它是如何发生的。

“他说：‘那不是一个巧合。没有人愿意长时间去做一位空军元帅的勤务兵。我所做的，是从我所能找到的聪明干练的小伙子当中挑选出一些人，让他们跟着我一段短的时间，让他们了解我处理了些什么事情，和我如何去解决这些事情。这些聪明干练的小伙子开始跟着我历练，他们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保留所学到的，继续在空军中奋斗，当他们获得更重要的工作时，就会做得很好……’

“我想那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此，我试着照他的方法去做，可惜我无法像特伦查德爵士一样有挑选人和决定他们派职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我做得十分好，我的两位朋友成了四星将军……其他三位则是两星将军，其中一位特别优秀的在越南作战中殉职，否则他也会晋升到二至四星将军。当然，我做得很好，我挑选了一些机灵的小伙子跟着我学习，我试着给他们一些训练——你遇到了一类问题，你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得到答案后，希望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李梅作为“明哲导师”的例子是大卫·琼斯将军。我和琼斯讨论这位“明哲导师”，他告诉我：“我被派到奥马哈（Omaha）空军基地的作战计划处工作。我被告知已被提名成为李梅将军副官的候选人之一，主要的面谈是我们 4 位被提名的军官到李梅的宿舍一起用晚餐，那时我刚升中校。晚餐后，我们进行了一个讨论，几天后我接到通知，我成为了李梅的新副官。

“当我向他报到时，他向我说的唯一一句话，且十分关键的一句话是‘你首要的事是学习，其次是服务，不要把这两件事弄混了’。这就是我接下副官这个职务所得到的全部指导。他不要一个副官在他身边绕来绕去给他倒水，以及做那些典型的‘随时候令’工作，他期望一个副官能接触到一些重大的事情。回想起来，他是在让我为晋升至更高的职位作准备，而不仅仅是典型的交际型副官。

“李梅告诉我副官的任期是 1 年。大概在 3 年后，我问他：‘我的 1 年任期已经到了吗？’他笑了笑没说一句话。1957 年，当他去华盛顿任空军副参谋长时我才离开了他。我回去后将以飞行军官派职，但李梅说：‘到维修单位去，你需要一些后勤的经验。’我出任卡斯特空军基地（Castle Air Force Base）维修单位主管，该基地拥有 B-52 轰炸机和 C-135 运输机。那是一个很好的派任，使我更了解后勤和维修，而且有数千名官兵为我工作。通常，在中央化的制度下，指挥官们只有少数义务役士兵为他们工作。因此，学习的工作在我离开李梅将军之后仍持续着。在后勤单位任职是一个冒险，因为在作战飞行单位任职我可能会更快地晋升至联队长，但是我体会到，如同李梅将军建议的，在维修单位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1959 年，我进入军事学院，1960 年毕业，成为……B-70 轰炸机的拥护者。这架飞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正常情况下，都由少将和中将们前往国会作简报，但李梅派我与一位资历尚浅的上校领军为 B-70 轰炸机向国会争取支持，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面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哈罗德·布朗（他在卡特总统时代成为国防部长）并面对国会，那是李梅想让我拥有的广泛经验的一部分。我也开始了解作为一个执行军官如何在五角大楼运作，当我成为空军参谋长之后，这些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我从未觉得我是一个受人宠爱的人，但一些人却一直这样看待我。我不认为李梅以任何方式显示过他对我的偏袒，他只是使我有能力去执行我的任务。我不希望任何人认为我有一位守护天使。”

琼斯的另一位良师是沃尔特·斯威尼（Walter Sweeney）将军。琼斯说：“当斯威尼任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时，他让我指挥一个战斗机联队。我从来没在战斗机部队服役过，我可能成为 B-52 轰炸机联队联队长，而且几乎能保证获得晋升。对我而言，那是一次冒险，特别是因为那是去提升一个战斗机联队作战能力的任务，比起只是去运作一个联队的任务困难多了。接触战斗机事务是一件冒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