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设法解决问题， 不要逃避责任（第3/5页）

越战期间，有位名叫罗恩·瑞登豪尔（Ron Ridenour）的美国士兵于 1969 年 3 月 29 日写信给几位国会议员及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指出美军曾于 1968 年 3 月在越南的美莱（My Lai）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信中指控，当时美国师第 11 步兵旅的查理连队屠杀了许多越南平民，死者主要为老弱妇孺。

当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C. 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将军获悉此事后，立即下令进行调查。这个事件必须要追究责任。威斯特摩兰将军写道：“几乎和这件惨剧一样可悲的是，第 11 旅及美国师的军官不是掩盖这个事件就是没有对其进行彻底调查。刑事调查中所发现的证据以及指挥阶层失职的种种迹象，使得雷瑟尔（Resor）部长和我针对刑事调查的适切性及是否有掩盖消息的情况非常关切，因此安排了另一次调查。当我得知尼克松政府中的某些要员想要掩饰指挥系统中可能的疏失时，我通过某位白宫官员放话称，我将利用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权力，直接面见总统，向总统抗议。这才制止了政府高层想掩盖真相的进一步压力。”

威斯特摩兰指派雷·皮尔斯（Ray Peers）中将担任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其原因何在？“因为他在陆军中以处事客观与公平出名……而且他也曾在越南担任过师长职务，因此非常了解当地的状况。他从未管辖过广义省境内的任何活动。此外，他是通过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预备军官训练团而进入陆军服役的，因此不会受到毕业自西点军校的军官之间的那种特殊关系的影响。皮尔斯调查委员会查出来的证据，被用来对 12 名军官进行控告，罪名主要是掩盖消息及未遵守法律规定等失职行为。这 12 名军官中有前美国步兵师师长卡斯特（Koster）将军，而他在接受此次调查时的职务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担心此事会影响校誉，因此请求辞去校长职务……像美莱村屠杀事件这么严重的事，相关的负责官员竟然不知道或未能察觉可疑迹象，显然美国步兵师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

身为美国步兵师师长的卡斯特将军也曾下令对此事进行调查，但威斯特摩兰将军认为：“他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指派当事单位的指挥官负责调查工作。”后来，卡斯特将军只受到申诫处分。皮尔斯认为对卡斯特作这样的处分，“是对司法的嘲弄，而且开了一个要不得的先例，陆军将难以洗刷这个污名……我认为这件事应交由适当指派的军事法庭来审判，这样对卡斯特将军、对陆军及国家都最有利”。校级军官都在问，为什么对高级军官的控告都被驳回，而低阶人员却要受到军法审判。

卡斯特的调查结果，导致 4 位军官及 9 位士兵遭到控告。最后，其中的两位军官与 3 位士兵受到了审判。经过审判，除了一位排长外，其余都被判无罪，但这位被判有罪的威廉·卡利（William Cally）中尉被控谋杀 100 多名平民。1971 年 3 月 29 日，他被判决“至少谋杀了 22 人”。最后他被判从陆军退役及终身监禁并服重劳役，但这个判决后来又减轻为 20 年监禁。在威斯特摩兰将军退伍后，陆军部长又将他的刑期缩减为 10 年，而这个决定获得了尼克松总统的批准。后来，卡利获得假释。

但是美国步兵师的师长卡斯特将军为此事负起了什么责任呢？在发生这一屠杀事件时，威斯特摩兰将军是越南美国陆军部队的资深司令官。他并没有逃避他是否应负责任的问题，威斯特摩兰自己曾说：“假如卡利有罪，他的上级，包括威斯特摩兰，怎么会无罪呢？”

一般民众也对此事感到困扰。《纽约时报》上一篇由麦克瑞特（Bob MacCrate）所写的文章提到：“本人对于第 1 军团司令在开始处理其以前单位中的军官遭控告一事之前，就先撤销对卡斯特少将的控告一事，感到非常震惊……他这种做法对陆军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此举显示他未能体会到陆军对一般民众的责任，也未能确认陆军行事应遵守国际法、战争法以及我国宪法原则的重要性。”

众议院军事调查小组委员会的 4 位成员之一的塞缪尔·S. 斯特拉顿（Samuel S. Stratton）议员对陆军的做法给予了更严厉的谴责。他在 1971 年 1 月 2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中说道：“陆军决定撤销在美莱案中对卡斯特将军的控告一事，依我个人的看法，是军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过失。由于本案撤销了对该负责任的最高级军官的控告，使得军队隐瞒实情的老问题再度浮现出来。”

1971 年 2 月 4 日，斯特拉顿议员在众议院发表了一篇冗长、牵涉广泛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激动地指责陆军对卡斯特案的不当处理。以下为他讲稿的部分内容：“在这个重大案件的涉案低阶军官（卡利）正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同一单位的高级军官在没有经过公开审判，甚至都未讨论要对他提出控告的情形下，就贸然撤销对他的控告，这种做法只会严重损害美国陆军及美国的声誉，还会破坏军事司法体系在处理此类攸关国家与国际舆论的案件时的功效。

“撤销这种控告的做法，本身已经非常不当，而且执行这个行为的方式让人觉得是在为军方高层人员以及五角大楼的文职领导人洗脱所有的责任。”

皮尔斯将军的结论是：“我实在无法相信西曼（Seaman）将军是在没有受到五角大楼的影响下，自行决定要撤销对卡斯特将军的控告的。或许反过来说，才是真实的状况。一定是五角大楼决定在卡斯特将军的部属正在被依更严重的罪名审判时，让他能置身事外，因为他们担心若媒体公开报道卡斯特遭到控告的情形以及他对自己的部队的管理糟糕到什么地步，则将对陆军的形象造成极大破坏。”

整个调查过程中，彻底检视了威斯特摩兰将军是否有罪，最后的结果判定他无罪。当然，此举绝对不是在为威斯特摩兰将军“脱罪”。我们只要详细阅读皮尔斯将军的调查报告就可以了解，他很努力找出事情的真相，并确定这位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并没有偏袒部属的行为。在卡利的案子中，追究责任的重要性在于确保此类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

一个军官在与媒体打交道时，最能够考验他的风格。1987 年春天，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紧张，伊朗人威胁要在波斯湾布雷，而且还真的说到做到了。美国面对威胁的作为之一是让途经波斯湾水域的船舶改悬美国的旗帜，如此一来，这些船舶被水雷损坏就等于伊朗对美国进行了攻击。

海军上将克劳指出：“科威特的‘雷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