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图哈切夫斯基案与苏联红军第一次“大清洗”

在联共（布）党和政府高层之外，红军也是“大清洗”的重灾区。

1917年4月14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首先决定建立“赤卫队”。接着圣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萨马拉、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塔林等城市也都建立了赤卫队。那是一种准军事组织，由工人、农民、哥萨克、士兵和水兵等志愿人员组成。

从这两张老照片不难看出，赤卫队人员组成都很复杂，不但有工人、市民，还有沙俄军队的军官、士兵和水兵，甚至还有显然未成年的少年，所持武器也五花八门。

1917年，赤卫队武尔坎工厂分队

1917—1918年，车里雅宾斯克赤卫队。注意后排最右显然是未成年的少年。

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守卫斯莫尔尼宫的赤卫队

十月革命爆发前，俄罗斯各地赤卫队已经发展到超过20万人，其中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各约3万人。彼得堡赤卫队领导人是康斯坦丁·尤列涅夫（1888——1938），十月革命后转入外交界，先后担任苏联驻多个国家的全权代表，包括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伊朗（当时还叫波斯）、奧地利、日本和德国。但这个出生在铁路巡道工家庭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中也未能幸免，1937年9月23日被捕，1938年8月1日被处死，1956年平反恢复名誉。

十月革命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赤卫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十月革命后及内战初期，它们又起到警察和军队的作用，因为新成立的苏俄人民委员会虽然设有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由尼古拉·克雷连科（1885—1938）、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森科（1883—1938）和巴维尔·德边科（1889—1938）三人负责，但并无正规军队。

然而，各地建立的赤卫队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组织、领导和指挥，当“白军”发动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内战，英、法、日、美、波兰等14个国家发动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时，它就担当不起只有正规军才能担当的任务了。因此，苏俄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28日决定建立正式军队，全称“工农红军”，通常只称“红军”。这个名宇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年2月25日才改称“苏军”。

红军初建时只有20余万人，内战中迅速发展壮大，1920年达到约550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内战期间及内战结束后很多年都没有实行军衔制，但仍有表明职务的肩章和领章。共同标志是中心为镰刀斧头的红五星，班长、排长助理、司务长另加1~3个三角形符号，排长至团长另加1~4个方形符号，旅长以上另加1~4个菱形符号。

工农红军建军初期，列宁（站立者前排中央）、托洛茨基与红军指战员。列宁身后是伏罗希洛夫，但并无斯大林的身影。

1935年11月20日苏联决定实行军衔制，但为了与沙俄及其他“旧制度国家”相区别，对于将官没有采用传统的军衔用语，而是以首字母缩略词方式新创独有的军衔。不过元帅、校官和尉官仍然采用传统术语，例如Мáршал（元帅）、полкóвник（上校）、майор（少校）、капитан（上尉）、лейтенáнт（中尉）。最高军衔为“Мáршал Совéтского ”（苏联元帅），以下依次是：

“一级集团军司令员”。“командарм”是个组合词，由“командир”（司令员）和“армии”（集团军）组成，标识为四个菱形符号再加一颗星形符号。“一级集团军”（армии 1-горанга）是内战时期红军最大建制单位，约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方面军”。

“二级集团军司令员”，领章为四个菱形符号，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四星将军”，例如德国的“大将”。二级集团军，是由两个以上“军”组成的单位，约相当于二战期间苏联的“集团军”。

内战结束后撤销“集团军”建制，改按地域设置“军区”。大多数军区司令员由“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担任，只有基辅、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四个最重要军区的司令员由“一级集团军司令员”担任。

“军指挥员”，领章为三个菱形符号，相当于上将。

“师指挥员”，领章为两个菱形符号，相当于中将。

“旅指挥员”，领章为一个菱形符号，相当于少将。

不难看出，这些军衔实际上表示的都是所任职务，但常常出现职务提升而军衔依旧的情况，例如已经担任军长的人的军衔可以仍为“师指挥员”。1940年5月7日，苏联恢复使用与其他国家——致的军衔术语：генерáл-майóр（少将）、генерáл-лейтенáнт（中将）、генерáл-полкóвник（上将）、генерал армии（大将）。但原来的“军指挥员”只转为中将，“师指挥员”、“旅指挥员”依此类推，转为少将、上校，这与苏军一度取消“旅”的建制，“师”之下即为“团”有关。

1943年10月9日，领章、肩章上的三角形、方形、菱形符号改为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五角星符号，同时增设“兵种主帅”包括炮兵主帅、航空兵主帅、装甲兵主帅、通信兵主帅和工程兵主帅，不过他们都低于“苏联元帅”。

佩戴“一级集团军司令员”领章的约那·亚基尔（1896—1937）

1937年春，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突然改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这是明显的降级使用，但没有说明原因。人们都清楚，不说明原因就是有原因，有不便说明的原因。果然，改任不久，5月22日就被秘密逮捕带回莫斯科。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约那·亚基尔（1896—1937）、耶洛尼姆·乌博列维奇（1896—1937）、罗伯特·埃德曼（1895—1937）、奥古斯特·科尔克（1887—1937）、维托弗特·普特纳（1893—1937）、鲍里斯·费尔德曼（1890—1937）、维塔里·普里马科夫（1897—1937）等7名红军高级将领，他们被控犯反苏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和为纳粹德国充当间谍罪，未及一个月就被判处死刑，6月11—12日夜晚枪决，这就是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案”。此案还有一名牺牲者，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玛尔尼克（1894—1937），他是图哈切夫斯基许多军事主张和改革措施的积极支持者，曾被任命为审判该案的特别军事法庭成员，但因坚持主张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无罪，最后以自杀了结生命，死后也被列入阴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