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基础与原理（一）

我的最初构想是先概括性论述海军战略要素，以此为导言，进而研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战略特点。引自查理大公著作中关于多瑙河重要战略意义的论述，成了导言的主旨，为此我还以热那亚—米兰—莱茵河流域一线和地中海对于17—18世纪历次战争的作用为例证。这些例证从各个方面说明了中央位置和内线的价值。同时，我还探讨了克伦威尔的海上战略，以及集中原理对于战争的意义。

从1887年起，我就已经开始关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祖国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被推翻，门罗主义的推行，都使我加大了关注力度。门罗主义就是为了阻止欧洲对美洲事务的干涉而推出的。美国扩张控制范围的主要目的是，排除欧洲势力，抢先占领地盘。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也绝不允许古巴被一个海军强国控制。就连杰斐逊总统也把古巴列入美国的扩张规划中，他说，除了古巴，我们不会再前进。

因地理环境因素，我们把美国势力扩张到了巴拿马地峡。这是因从墨西哥手中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并在该地发现金矿从而加速了太平洋沿岸的发展而产生的。对于一个在两大洋沿岸都有领土的国家来说，这里太重要了。当美国在两大洋海岸拥有政治和贸易权益时，巴拿马地峡对美国也更加重要。随着这些权益的发展，国民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也与日俱增。美国的对外政策日益关注通航问题和可能影响通航的一些位置问题，因为这些位置可以影响一些交通线，极为重要的位置就是巴拿马海峡。

巴拿马地峡简直就是多瑙河的再现，也是瓦尔泰利纳隘路的重演，而加勒比海就是地中海的再现。哪怕是还没有运河，仅是靠陆路运输时，该地的重要性也丝毫不减，更何况巴拿马运河把水陆交通连接起来，其重要性更不言而喻了。为了海军能在美国东西两侧活动，就必须控制巴拿马运河。丧失了巴拿马运河，就丧失了迅速集中舰队的宝贵时间。多瑙河和瓦尔泰利纳地区的便利，我已经在前文中详细地说明了。巴拿马地峡对于国家和国际都极为重要，但国家利益至上，我们当然希望其他国家能承认美国在此的地位。

二十年过去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已经得到全面改观。就与欧洲关系而言，《海-庞斯福特条约》承认了美国在巴拿马的权益。然而该条约的缔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交涉，以及美国对巴拿马地峡的强烈感情，使条约的结果也极尽苛刻。

美西战争将美国推入欧洲各国的视线内，它们对美国的关注是我们先辈未曾预料到的。我的意思是，因为美西战争，美国的对外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和进步，而欧洲各国会随时而且出其不意地同我们密切接触。我们必须小心应对欧洲实力均势不断的、毫无规律的变化。

因此，我要承认我的错误，我曾认为没有必要在美国海军学院的课程中加入欧洲局势的内容。较早时候，我曾谨慎地注释[1]。但现在，情况要比当时更为突出，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对外活动范围扩大了，主要原因则是欧洲本身的内部关系及其对亚洲的关系正剧烈地变动着。这种变动大大影响了欧洲干预美洲或亚洲的能力，尤其是影响到与其相关的海权。

现在，欧洲的对外活动再一次走向敌对竞争。这些敌对竞争是它们对外活动的结果，其根源还是在于德国贸易的发展。贸易发展促使德国拟定了一个宏伟的海军发展规划，从而影响到欧洲乃至美国。我把1897年的欧洲形势的显著特点归纳为：一是法德各拥盟国而对立；英国不再主动插手欧洲大陆事务；奥、德、意三国对抗俄、法联盟，对俄、法深怀敌意的英国则隔岸观火。英国的反对很有意思，它在印度反对俄国，在非洲反对法国。日俄战争失败以及国内动荡，俄国陷入混乱，法国则形单影只。值此陆上安全无虞之际，德国大力发展海军，保护其日益繁忙的贸易。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在摩洛哥与法国针锋相对，种种事件令英国感到危机，促使它捐弃前嫌与法国和俄国结盟。

英国对于门罗主义的态度逐渐软化，最终承认了美国在巴拿马的要求，与美国签订了《海-庞斯福特条约》。这时的大不列颠海军已经无法再左右世界了，除了受到一系列条约的限制，它已经无力再同时支持美国和日本了。然而英国与日本之间互有协议，同美国则没有这种义务。那么英国要与美国互相支援吗？如果支援，又要达到何种程度？一旦日美出现冲突，英国又该如何呢？[2]

虽然暂时还能牵制德国，使其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然而一旦英国海军无力对抗德国海军，它必将在世界上掀起风暴。这支海军掌握在一个迟迟没能拥有任何殖民地的国家手中。德国难道就不想在海外扩张领土吗？难道它就不想在海外建立基地支持其贸易吗？难道它就不想建立一个如同大不列颠帝国的版图吗？更不想移民、扩展工业市场、开辟原料产地吗？

门罗主义使美国将非美洲国家隔离在美洲之外，不让一寸土地落入外人之手。它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契约，它得以执行的支柱就是一支胜任的海军。请允许我为“胜任”下一定义。它并不仅仅依赖现在欧洲的实力均势而存在，还必须应对这种均势被打乱后所面临的局面。正如德国宣称要建立一支“具有这样实力的舰队，即使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要想同德国交战就势必要甘冒有损其最高权益的危险”。这至少意味着，英国不会再像1898年那样冒险支持美国；也不会在摩洛哥支持法国；也不同日本结成同盟反对德国。德国的言论使因门罗主义而互相疏远的美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这虽是国际政策的范畴，但海军和陆军战略家们却必须考虑，因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决定了该国舰队的建立和规模。

我要引用达里厄的一段话来为我的论述佐证：

在战略思想所引起的复杂问题中，没有什么能与建立舰队相提并论，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到同大国的国际关系以及本国资源的极限，其建立基础就将脆弱不堪。

我还要重复戈尔茨的话：“我们必须拥有国家的战略，国家的战术。”我要收回我曾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曾一度体现了海军的传统：“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家而与军人无关。”我也将反对政治与军人无关的论调。

1895年、1897年，我重新总结了欧洲局势，指出当时欧洲形成了实力均势的稳定局面，由此欧洲掀起了一场浩大的殖民运动，所有的强国都投身其中。我曾要求海军战略家注意这个局势，因为美洲国家也有可能卷入其中，而将门罗主义抛在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