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934年12月2日 油榨坪资水河边

一 血战之后

红军渡过湘江，迅速到达坐落在三面环山，背靠资水的油榨坪。集中休整之后，八军团的部队只剩下了六百多人，其余大部溃散在湘江东岸。

油榨坪是个二百余户的村镇，在这茫茫苍苍的大山区，这也算是较大的村镇了，在三百六十万分之一的袖珍地图上，也标有它的大名。指挥部设置在靠近资水的一家小地主的庭院里。

1934年12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这曾使毛泽东讽之谓磨破了脚的沙子，现在已经彻底倒掉了。

周恩来坐在资水河边，他可以清醒地想象出，这支匆匆从血战中突围而出的部队，没有后方，没有补充，没有休息，不管它多么英勇善战，都会犹如希腊神话里的安泰，离开他的母亲大地，很容易被敌人打败！若要取得最终胜利，他们必须争取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必须有个立足之地，以便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对敌人进行有力的还击。在这点上，他们“最高三人团”是完全一致的。这并没有什么错，犹如后来，红军集聚到陕北，在刘志丹所建立的陕甘根据地立脚一样。

第二，必须有一个能够战胜敌人、率领这支大军摆脱困境的统帅！这个统帅，必须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必须具有审时度势的坚强自信，还有那种左右大势的非凡的决策能力！他在敌军、红军中都能保持一种难以撼动的不可企及的力度！他能把千万人的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指导革命之舟脱离危险的航程。

广昌之战不过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挫折；放弃中央苏区，也仅仅是对李德威信的一次沉重的动摇；而湘江之战，对李德的威信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最高三人团”都负有责任，尽管程度略有不同。他们必须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许和期望胜利的意愿相反，后面的征程会比目前更糟！

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的远征中，周恩来很容易看到这次远征的危险。本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险滩和暗礁！要越过这些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就要求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去完成看来难以完成的任务，去承受难以想象的牺牲，使人类的求解放、求生存的欲望发挥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可是，历史上有多少脱离后方的远征是胜利的？不可一世的风云英杰拿破仑1812年的远征莫斯科，失败得多惨？

那么，在“最高三人团”中，谁能够统帅这支大军走向胜利？在周恩来看来，博古是无能为力的，即使是一个小的战斗决策，他也是依靠李德。那么，李德行不行呢？显然也不行，他虽然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虽然有街垒战的实践经验，也有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得到的军事理论和知识，但却缺乏驾驭大兵团作战的、把握全局的那种能力。

广昌战役，李德内在的眼力就失灵了。他认识事物的程序被四个因素破坏了：一个来自敌方，一个来自国际，一个来自内部，一个来自自己。

将帅五德：“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谁能具备这些德能？谁在历次战役中，显露过过人的才智与胆魄？

周恩来的目光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了解他。

资水河边传来欢快的歌声。这是宣传鼓动队在教唱：

我们人人心中有一团火，

要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杀敌立功莫错过：

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周恩来心头涌起一阵酸楚。

在红军的中高层干部中，这些欢快的歌声并没有引起心灵的振奋，而是血战后的思考。

这种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像周恩来这样，从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未来的更换统帅上着眼的人并不很多，这样想的无非是中央队里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来一样，是来自对毛泽东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则是来自毛泽东直接对他们的影响。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却注视着这次严重挫折的客观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后果。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难找，那就是后人所说的那顶沉重的轿子。

“兵贵神速”，这是班排连长都懂得的、起码的军事常识。西征路上集中了红军所有的精英：战略家、军事家、谋略家，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德到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叶剑英，怎么没有能够防患于未然？也许后人会说：那是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拒不听从正确的意见。

那么，当时轿子是怎么抬起来的？是谁让抬起来的？谁提过不能抬轿子的意见？谁拒绝这个意见而一定要抬？抬或不抬在这样一个军事行为上，就一定体现了执行左倾右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线吗？今天打了胜仗归之于正确路线，若是明天又打了个败仗呢？是不是把路线斗争庸俗化了？如果一切败仗都是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结果，那么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在1933年春粉碎川军三路围攻之后，又相继粉碎了川军二十万人的六路围攻、俘敌两万多人，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下又执行了正确路线？那么，在遵义会议之后，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土城又打了败仗怎么说？

也许历史结论的随意性就在这里，看最后的解释权落在谁手。1959年的庐山会议既可以把“左”说成“右”，十年浩劫，也可以解释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甚至“七八年就应该再来一次”，而且“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

可悲的是，历史不给他们平等的辩论机会，人们只能听到一个原告者或是当家人的声音，缺席审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面之词，历史也就这么暂时定了，当然也只能是暂时。物质不灭，真情难死。当人们从蒙昧中历尽磨难苏醒过来，重新思索、重新认识、重新审理、重新反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历史的画页再翻回湘江两岸。

那么，使西征大军遭受大难的这顶轿子是怎么样的一顶轿子呢？它有多么沉重？

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仅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就有一万四千多人，还有两千多副挑子和担架，另外是大批的驮骡驮马。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后方人员，既是这次战略转移的沉重负担，又是绝对不能丢弃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