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934年12月2日 油榨坪资水河边（第2/2页）

他们的行进方式必然有前锋后卫和两翼的掩护，这支庞大的机关被保护在五十多公里长的狭长的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着湘江前移。部队被保护任务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战场的机动性和主动权，像前后左右四个轿夫那样抬着“轿子”去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

这种状态只要有起码的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后来人们指责部队有逃跑避战思想，可是抬着轿子去攻击敌人怎么可能？要攻击，那就必须摔轿子！这个轿子是可以摔的吗？

这也正是当时“最高三人团”在组织部队作战略转移的两难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用八万红军（一半是新兵）去和五十万敌军在苏区厮杀到底。除了这三条路外，当时别无选择……

当然，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们，在事后可以设想出第四、第五、第六或是第七种方案，可能都比以上三种好一些，合理一些。但是，在当时，权衡来权衡去，只能采用抬轿子的办法，而且使不明真相的后人大为吃惊的是：这顶轿子竟然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

博古和李德也在反思，但他们共同的反思却是自我辩解。这种自我辩护是由“中央队三人小组”所提出的指责引起的，他们认为这些责难并不公正，甚至认为散布对“最高三人团”的不满是一种非组织活动。这两位王明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尽管在中央苏区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堵塞言路消除不满，却还不敢把它上升到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行为。他们认为，人们在受到新的挫折时总喜欢怀旧，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

李德建议博古尽快找洛甫谈谈，绝不能任凭不满情绪继续泛滥，以免酿成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