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1934年12月4日 越城岭山中（上）

一 徐特立与毛泽东

徐特立和毛泽东坐在资水河边。他们的谈话像澄澈的资水，舒徐有致缓缓地向前流淌：“润之，从撤离中央苏区那天起，我就考虑这个问题了，博古同志热情干练，却没有实际经验；恩来同志组织观念强，温良恭俭让，事无巨细过分繁忙。这样，一切军政大计全委托于不了解中国特点的李德……这种状况潜在的危机使人担忧……出于革命整体利益，你是责无旁贷的……”

毛泽东默然。他拾起手边的一块石子，投到河中，翻了个小小的水花。

徐特立无法测知毛泽东在想什么，进一步说：“《商君书》有言，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不仅仅是权力问题，而是事关革命利益的大问题……”

“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毛泽东深深知道时机的重要，“时机不备，徒劳无益。”

“我倒觉得时机到了……”徐特立还不清楚毛泽东早在为时机的到来做准备，便进一步叮嘱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是的，也许正是时候，司马迁不是说嘛，‘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合同，虽有贤才，无所立其功。’审时度势，困难很大。”毛泽东像是自语，他面对的是握有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权力的力量，以他离开领导岗位两年之久的影响能否与之抗衡，的确没有把握，必须谨慎从事，万一再跌个跟头，爬起来就更难了，“必须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法之利……”

“我想，致弊之因，你已经找到了。”

“只能说正在找，而且还要大家能够接受。”毛泽东沉思良久，“徐老，你还记得，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向侍臣们提出‘帝王创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吗？”

“当然记得，房玄龄和魏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房说创业难，魏说守成难，只是原话记不起来了。”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都有片面性。唐太宗说得很清楚：‘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他的看法是很全面的，而且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我们目前，既是草创也是守成，所以两者皆难！”

两人一时无语。

徐特立仔细揣测毛泽东的用意，他知道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精读深研《贞观政要》，身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后，更有了实践感受，对《贞观政要》有着极深的见解。

徐特立还记得那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放弃军职以休养为名从前线回到后方，结果真的病了。

他记得那时的毛泽东比眼前还瘦，眼窝深陷，而且吐血不止。他住进了汀州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

老古井休养所在汀州城外北山脚下的一座别致精巧的淡红色小楼里，原是一个大土豪的别墅，1929年红军入闽，土豪逃亡，从此成了福音医院专供高级干部的休养地。

毛泽东痰有血丝，先以为是胃出血，后来经过X光透视，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但已经钙化。对痰做了细菌培养，没有发现结核杆菌。但是根据症状，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的诊断。治疗的方案是：多休息，增加营养，辅以药物治疗。

可是，傅连暲去看徐特立时，却悄声对他说：“毛主席的身病好治，心病难医。”他发现毛泽东的痛楚从体内流溢而出，眼睛因为面部苍白憔悴而显得乌黑，透出悲哀与忧烦，但他在徐特立面前，表述不出来，只要求徐老给他鼓励与安慰。

这位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为瞿秋白）思考了很久，他了解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但他很难说了解毛泽东的现在。那时，毛泽东是他的学生，而现在毛泽东却是他的顶头上司。毛泽东对老师总是尊敬有加，但徐特立在看毛泽东时，却有一种仰之弥高的模糊之感，觉得有些话不好当面说出，思忖再三，便手录一首1905年自写的七绝诗：

言志

丈夫落魄纵无聊，

壮志依然抑九霄。

非同泽柳新秭弱，

偶受春风即折腰。

徐特立并不真正理解当时毛泽东的心情。

毛泽东阅后笑笑，有些话也不好当面说，随录旧作一首回奉徐特立：

送纵宇一郎东行（七古）

云开衡岳阴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长钟此。

君听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1] 唐太宗十八岁起驰骋沙场，转战南北，二十九岁做皇帝，政局稳定，政绩斐然。但他并不沾沾自喜，“满招损，谦受益。”这是魏征谏太宗书中的名句。唐太宗可贵之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毛泽东后来向全党发出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教导，也许正是从《贞观政要》中来的。唐太宗认为“人言做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可见，他是从哲学和政治学的高度，来看待位高权重后的民主作风和谦虚谨慎的。

但是，言行一致，贯彻始终并不容易，尤其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则更难。

“唐太宗的过谦态度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从实践上讲是不对的。”毛泽东那时认为，“唐太宗曾引用《尚书》中舜诫禹的话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用《易》中的‘谦卜’辞说：‘人道恶盈而好谦。’天下不争是到不了手的！‘谦’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徐特立听后唯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作伪使诈，这的确是个值得思索的大问题。

“唐太宗的抱负是远大的，”毛泽东说，“他用毕生精力达到他的目标：‘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我们在千年后读这位皇帝的嘉言，看这位皇帝的懿行，仍然收益颇多。”

徐特立又唯唯。

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在整风中告诫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都不如。这是多么严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