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第4/10页）

我不知道如何开头，这很少见。我曾讲过这个故事。大多是在酒吧里，重点都放在最关键的那一刻，死亡。但那不过是数十万起死亡中的一例。它只对于极少数人有意义。我。那孩子的家人。或许，我想，还有扎拉。

我需要从头讲起。按照军中的习惯，我从地理方位开始。我向她介绍了“东曼哈顿”——费卢杰市内位于10号高速以北的区域。几周前，4团3营已经搜遍了整个街区，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对房屋逐一排查。与此同时，数千平民逃离城市，零散的抵抗组织试图策划一些行动。复活节星期日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每个人都认为那个复活节是个大日子，甚至也包括我。二〇〇四年，自我记事以来是美国复活节与科普特复活节第三次落在同一天，而在这天我看着一座城市被炸毁。

但随后战斗被叫停，4团3营转而固守民房，集中狙击叛军。每四栋房子里就有一支狙击队。在围城初期，他们每天都杀死十多个人。

我试图把城市的气氛也传递给扎拉——不仅仅是尘土、热浪和恐怖，还有兴奋。每个人都明白大战将至，问题只是何时开始、死伤几何。

“每天晚上，”我说，“那些人都会在喇叭里广播。‘美国把以色列的犹太人带来窃取伊拉克的财富和石油。帮助勇士们吧。不要畏惧死亡。’”

作为心理战特种兵，我告诉她，我们的部分职责是反击那些口号。至少扰乱叛军使其感到畏惧。号召和平多半是徒劳的，但宣称“逆我者亡”却可能让一些人冷静下来。

我告诉她我们在悍马军用车上绑了扩音器，以便扩大我方的宣传范围。我们散布威胁和承诺，还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让当地人报告叛军动向。总有人向我们开枪。我没告诉她那种感觉——躲在车里，遭到枪击时只能用声音还击；愤怒、无助，生命全掌握在护卫的步兵手里。我只是告诉她我讨厌那些行动。

我目睹有人死亡的那天早晨，我们再次携扩音器出行，在4团3营占领的一栋楼后待命。抵达时我们才发现扩音器坏了。我的长官埃尔南德斯中士想尽办法调试它们。

枪声响起时——那是陆战队机枪分队240G的低沉开火声——我正站在楼内的一条走廊里。我循声望去，看见走廊对面开枪的陆战队员。他们散在我面前的房间里，藏在靠里的阴影中，枪口隐蔽地穿过破碎的窗户。他们看上去那么镇定。被枪杀的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陆战队在这里。我没听到任何还击的AK步枪声。

“枪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开口道——不过听上去过于硬汉。我想表现得真诚些，于是说：“事实上，我被吓坏了，枪声近在耳边，却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些士兵。”

我记得听见那个房间的另一侧走廊传来一个声音说“撤吧”，接着一名瘦削的黑人军士作出回应。他佩下士肩章，嘴里的一大团烟草让他的脸变了形。

“好的，”他说，“他铁定没救了。”

实际端着机枪的是一名矮小敦实的士兵，他不住地说：“我打中他了，我打中他了。”似乎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那名瘦削的黑人军士吐了口唾沫，说：“告诉戈麦斯我们分队现在也百分百了。”他的意思是分队里每个人都杀过人了。这意味着那名矮小敦实的士兵刚刚第一次杀人。

“陆战队员觉得那是一件好事。”扎拉说。

“当然。”我说，尽管我意识到这个回答过于简化了。那名下士似乎觉得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有些反感，但房间远处角落里的一名瘦高的士兵不住点头，朝矮个士兵投去赞许的微笑。

我从阳台上抬头看向外面。天色渐渐柔和。在日落前的最后一小时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是最好的自己。

“然后那名矮个士兵看到我，”我说，“他注意到我的陆军迷彩服。他喊了声：‘嘿！那个心理战的！’那家伙的肾上腺素仍在峰值。你能看出来。他的脸涨得通红。他是在叫我。但我其实不该在那里偷看这些士兵和他们的，我说不好……隐私。”

“隐私？”扎拉好奇地说。

“他们中最后一人终于干了那事。”我说。

“终于干了那事，”她模仿我的语气说，“什么？你想说他终于破了处，成了真的杀手？”

“即使你自己也不认为那是谋杀，”我说，“你不至于那么糊涂。”

她叹了口气，没有反驳。于是我告诉她那名矮小敦实的士兵两眼放光，表情中混杂着恐惧与兴奋。他指着瞄准镜，像是在说：“快来看。”那动作介于邀请与恳求之间。

这个班使用的是红外瞄准镜，因为透过热成像很容易区分出狗的单薄影像和人类明亮的白色热迹。我告诉扎拉我如何走进那个房间，那个不属于我的地方。我告诉她那名下士如何瞪着我，似乎不愿我出现在那里，而我不为所动，在破窗前向外眺望。清晨时分窗外还漆黑一片。除了横亘在大地上的一两团紫色云影，费卢杰只是一团黑暗而模糊的存在。

我在那名矮个士兵身旁跪下，从瞄准镜里望出去，费卢杰四四方方的天际线呈现出由灰至黑的热辐射层次。有些屋顶装了水箱或燃料罐，液体表面在金属外壳上划出一道浅灰色线，因此我能看出容器内有多少液体。几天前陆战队员在排查房屋时遭遇顽固抵抗，那栋房子的屋顶就装有同样的燃料罐。他们在上面打出几个洞，等到燃料渗进整栋房子，再点上火，将困在里面的叛军一并付之一炬。我不知道那场景在红外镜头里会是什么模样。一大片白色，我猜。

在我面前是一片开阔的道路和田野，一堆明亮的肢体躺在最近一处房屋二十英尺外。他身边那条黑线一定是支步枪，而且我能明显看出那个可怜的家伙还一枪未开。子弹出膛会加热枪筒，可我看到的只是人体的白色热源旁边冰冷的黑色。

“你为什么要看？”扎拉问。

“谁不想看？”我说。

“是你想看，”她严厉的语气中夹着责难，“你为什么要看？”

“你为什么在这儿，听这个故事？”

“你叫我来的，”她说，“你想让我听。”

很难向她解释我如何既想看又不愿看，而那名矮个士兵有多么明显不愿看。我走过去凑到瞄准镜前，一方面受窥视欲驱使，另一方面也算帮他一个忙。当我的眼睛贴上镜头时，那名瘦削的黑人下士提醒我，那团热迹会逐渐黯淡——意味着身体温度降至环境温度。他告诉我：“那时我们就可以正式宣布死亡。”

几个踩滑板的孩子从扎拉和我面前的街上滑过。他们看上去很年轻。也许是高中生。但肯定是城里人。你会忘记不是每个在阿默斯特的人都是大学生。我不知道这些孩子要去哪儿。我们等他们滑过，直至滑轮声消失。然后我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