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茶叶快船”（第4/8页）

那天的夜晚是那么美好。似乎前所未有，虽然在那以后，——多少年呢？——二十年里有过不少那样的夜晚；后来，近三十年来就再也没有了。”我的天哪，他心想，这个七月十四日就是我们结婚五十年了。我的天哪。他不自觉地用—手绢擦了擦眼睛。

三十年，是占据他脑海的数字。

心胸中思绪翻腾，握笔的手指变得灰白。使他惊异的是，爱和恨这两种感情竟然能如此微妙地结合一起。米沙又接着写他的日记……

一小时后，他从书桌前站起身来，走向卧室的厕所。他披上坦克兵的上校军服。按规定，他已列入退休名单了，而且在现有上校名单上的人生下来之前就是这样了。但是，他在国防部的工作带来了特权，况且还是部长的私人幕僚。那是理由之一。另外三个理由是他军服上紫红色勋表所代表的那三颗金星。费利托夫是苏军历史上因为在战场上对敌英雄。而三次获得苏联英雄勋章的唯一的军人。上校知道，得这种勋章的还有别的人，通常是政治奖励。这使他在审美观念上感到很不舒服。这不是给参谋工作的奖章，更不是—个党的—员，送给别人别在翻领上的华而不实的装饰品。“苏联英雄”这种只应该限于颁发给他这种曾经为祖国出生入死，流过血——而且往往是为国捐躯的人。每当他穿上军服，就想起这一点来。在他的衬衣下面，是最后—颗金星带来的，塑料似的伤疤，当时正当他转过他的76毫米炮对准德寇时，一发德国88毫米炮弹穿透了他那坦克的装甲，引着了弹药架，他的衣服也着火了，然而他射出最后一发炮弹，消灭了那个德寇炮组。这个战役使他的右臂只有一半的活动能力，他不顾这些，仍然带领全团剩下来的人在库尔斯克凸形阵地又坚持了两天。假如他当时同其余的坦克手一起跳出坦克，或者遵照团军医的建议马上转移到后方，他可能完全恢复，但是，不，他知道他不能不回击，面临战斗不能抛弃他的部属。于是他开炮了，回击了，但被烧伤了。他心想，要不是那样，他可能成为一个将军，说不定还当上元帅了。会不会跟今天的结局不一样呢？不过费利托夫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世界的人，不会长久停留在那种想法上。他要是参加了更多的战斗，可能已经被打死了。可不是吗，他当时跟叶莲娜在一起，她几乎每天都到莫斯科的烧伤医院去，起初还因为看见他的烧伤面那么大感到害怕，后来她和米沙一样引以为荣。她的男人是为祖国而负伤的，这一点没有人能提出疑问。

现在他却在为他的叶莲娜效忠。

费利托夫走出公寓房间，走向电梯，一只皮面公文箱在他的右手下摇晃着。他身子这半边只能这样了。开电梯的老太太象往常一样跟他打招呼。他们岁数一样大，她是米沙那个团里一个中士的遗孀。她的丈夫也得过—枚金星，正是他自己亲手给他别在胸上的。

“您那个新生的小孙女怎么样？”上校问道。

“一个天使。”是她的回答。

费利托夫笑了，一半是同意——难道还有什么丑陋的婴儿吗？一半是因为象“天使”这样的名词在“科学社会主义”国度里居然还幸存了七十年。

汽车在等着他。司机是一个新兵，才从军事学校和驾驶学校毕业。他严肃地向上校敬儿另一只手握住打开的车门。

“早上好，上校同志。”

“还不错。日丹诺夫中士。”费利托夫回答。大多数军官都不过是在喉咙里咕哝一声，但费利托夫是个打过仗的人，他在战场上的成功是靠他关心土兵的利益而取得的。军官们很少有人懂得这个教训啊，他提醒自己，太糟糕了。车里温暖舒适，暖气在十五分钟以前就调到最高度了。费利托夫越来越伯冷了，这是上了年纪的确凿象征。他刚刚因肺炎再次住院，这是五年来的第三次了。费利托夫赶走了这个思想。他已多次死里逃生，不怕它了。生命以不变的速度来来去去。一次只是短短的一秒。什么时候最后—秒会来到，他不知道，他注意吗？他担心吗？上校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得出答案，司机已经在国防部门口刹住了车。

瑞安肯定自己在政府门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他变得———嗯，也不真的爱坐飞机，至少是喜欢它的便利吧。他离开华盛顿才四小时，坐的是一架空军C-21“里尔喷气”式飞机，女驾驶员是一个上尉，看起来象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老了，杰克，他告诉自己。从机场到山顶上坐的是直升飞机，在这种海拔高度不是件容易事。瑞安从来没有到过新墨西哥州。高山上树木很少，空气稀薄，呼吸失常，但天空是这么晴朗，第一时间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宇航员，在这无云的，寒冷的夜晚，观察着那些不眨眼睛的星星。

“喝咖啡吗，先生？”一个中土问他，递给他一只保温杯。热腾腾的蒸汽飘向夜空，刚好被一弯新月照亮。

“谢谢。”瑞安缀了一口，环顾四周。看不见多少灯光。山梁那边可能有一个住宅开发区；他能看见圣菲的光环似的亮光，但是没有办法估计出距离多远。他知道他站在上面的这个石岩海拔一万一千英尺（最近的海面离这里有好几百英里），在黑夜里无法判断距离。这里除了冷，倒是非常美的。他拿着塑料杯的手指发僵，他错把手套留在家里了。

“十七分钟，”有人在高声宣布，“各系统正常。追踪标定仪进入自动。AOS还有八分钟。”

“AOS？”瑞安问。他意识到自己问的有点可笑。天这么冷，他的双颊也发僵了。

“信号截获。”少校在一旁说明。

“你住在附近？”

“四十英里那边。”他含糊地指了指，“用本地的标准风实际上就算隔壁邻居了。”军官用布鲁克林（纽约市的一个区——译者）口音议论起来。

瑞安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石溪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少校只有二十九岁，样子不象一个军人，更不象一个校级军官。在瑞士的话，人家会叫他“格诺姆”（矮子，妖怪），他身高刚过五英尺七，死人一样灰白瘦削，瘦骨梭梭的脸上长着酒刺。现在他那深陷的眼睛盯住天边，航天飞机“发现”号将在那里出现。瑞安回想他这次出来在路上阅读的文件，知道这位少校可能还说不出他起居室墙上涂的是什么颜色。他实际上住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当地人把它称为“小山”。在西点，他是年级的第一名；仅两年后又获得高能物理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被列入极密范围。杰克曾经读过这篇文章，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嫌麻烦列入机密——尽管他自己也有一个博士学位，这二百页的文献好象是用库尔德文写的——让人摸不着头脑。阿兰·格雷戈里正被人们同剑桥的S·霍金或普林斯顿的F·戴森相提并论。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杰克不知是否有人想到要把那名字也列入保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