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希腊与拉丁教会的分合以及各教派的状况（第2/6页）

波斯的教士不理守贞的教规，而这在希腊人和拉丁人而言是要强制推行的。波斯教士、主教甚至教长举行公开或重复的婚礼，使得选出的人数不断增加。打出符合自然和宗教自由的旗帜，东部帝国的各个行省有数以万计的流亡分子前来效命，工作勤奋的臣民大量迁徙，使思想观念狭隘的查士丁尼受到惩罚。他们把平时和战时所需的技艺传入波斯，对这些有贡献的人员，有识人之明的国君予以重用和擢升。走投无路的教派对于努息万大帝和他那凶狠的孙儿，在重整军备的时候提供意见、金钱和部队，他们潜伏在东部从小生长的城市，宗教狂热的报酬是把正统教派的教堂送给他们当礼物。但等到这些城市和教堂被赫拉克利乌斯光复以后，受到公开指认的叛徒和异端分子，被迫只有到外国盟友的疆域里寻求庇护。虽然聂斯托利派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却通常会面临危险的局势，有时会面临毁灭的命运。他们会涉入东方专制体制常见的恶行之中，即使他们对罗马始终带有敌意，也无法使信仰福音书一事经常获得赦免。

一个殖民地有30万雅各派教徒，都是阿帕梅亚和安条克的俘虏，靠着宫廷的优容，他们获得同意可以面对总主教建立一个敌对的祭坛。查士丁尼在他的最后一份和平条约中，对于在波斯的基督教加上若干条件，倾向于扩大或加强给予他们的宽容。无视良知权利的皇帝，无法对异端教派表示怜悯和尊敬，而这些人抗拒神圣宗教会议的权威。但是他自我安慰，认为他们慢慢就会感觉到与帝国和罗马教会的联合所产生的现实利益。要是他无法让他们生出感激之情，那么他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国君会被激怒而对他们忌恨在心。大部分基督教国王的行事都基于迷信和策略，比如在之后的时代，路德信徒在巴黎被判处火刑烧死而在日耳曼却获得保护。

基督教的教士无论在哪个时代，为了使上帝获得灵魂，使教会获得臣民，总会激起最积极的工作精神。他们从波斯的征服开始，带着宗教的武器向北方、东方和南方前进，简朴的福音沾染流行一时的叙利亚神学色彩。公元6世纪时根据一位聂斯托利派旅行家[361]的报告，基督教成功传播给巴克特里亚人、匈奴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兰人、梅德人和佩萨美尼亚人。从波斯湾到里海有数不清的蛮族教堂，他们在近代的信仰更为虔诚，表现也极为突出，由僧侣和殉教者的数量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一斑。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与大洋的索科特拉岛和锡兰岛，居住着人数众多而且急速增加的基督徒，这些偏僻地区的教士和主教从巴比伦的正统教会获得圣职任命。在接续而来的时代里(500—1200 A.D.)，聂斯托利派的宗教热忱能够超越当前的范围，希腊人和波斯人的野心与好奇却受到限制。巴尔克和撒马尔罕的传教士一无所惧，追随游牧的鞑靼人前进的脚步，用曲折迂回的方式到达位于伊穆斯山山谷和塞林加河两岸的营地。他们向不识字的牧民解说形而上的信条，对于嗜杀的武士规劝他们要仁慈和安静。然而有一位可汗说要在他们的手里接受洗礼的仪式，甚至还有圣职任命的仪式，当然他们为了虚荣起见，故意夸大他的权势，约翰长老[362]轻信之名传遍欧洲常常被人取笑。为了迁就皇室的改宗者，使用一个可以移动的祭坛，但是可汗派遣一名使者去见教长，询问在大斋节期间应如何戒绝肉食，不生产谷类和酒的沙漠如何举行圣餐仪式。

聂斯托利派用海陆并进的方式进入中国，在广东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区。[363]中国的官员不像罗马的元老院议员，罗马的议员会见祭司和占卜这类人物时会面带笑容，中国的官员在公开场合装出哲学家道貌岸然的样子，私下对流行的迷信不论哪种方式都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他们虽然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却对其推崇备至，基督教的传播唤醒了这个国家的猜忌心理，经过短时期变幻无常的命运安排，外国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宠，接着面临迫害，终于在无知和遗忘中消灭殆尽。[364]

在哈里发的统治时期，聂斯托利派的教堂从中国散布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人数加上雅各派的信徒，远超过希腊和拉丁的全体教友。他们有25位都主教组成的教阶制度，但其中有几位免除出席宗教会议的责任，因为路程非常遥远且危险，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伦的总主教或是教长，证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和绝对的服从，一个不明确的称呼还继续用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的皇家席次上。这些遥远的分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枯萎，古老教长所形成的主体现在分为几个部分：摩提尔的以利亚几乎是直系后裔，是真正和原始的继承代表；阿米达的约瑟夫已经与罗马教会和解；还有就是凡恩或奥米亚的西蒙，在16世纪时，波斯的索菲斯带领4万户家庭发起大规模叛变。聂斯托利派的整个团体有30万人，名义上是迦勒底人或亚述人，经常会与古代东部最博学和最有势力的民族混淆而分不清楚。

根据古代的传说，圣托马斯在印度宣扬福音。[365]公元9世纪末叶(883A.D.)，他那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神龛，阿尔弗雷德的使臣用虔诚的态度前往拜访，带回一船的珍珠和香料，用来酬谢英国国君的宗教热忱，其实阿尔弗雷德急着想要完成贸易和发现的重大计划。[366]葡萄牙人首先打开前往印度的航路时，圣托马斯的基督徒定居在马拉巴尔海岸已有很多世代，他们的特征和肤色所产生的差异证明他们是混血的外国种族，无论是武力、技艺还是品德都优于印度斯坦的土著。农夫栽种棕榈树，商人因香料贸易而致富，士兵的地位要高于马拉巴尔的贵族。交趾的国王与扎摩林本人基于感激或畏惧，对他们的继承特权都非常尊敬。他们承认印度的国君，然而就统治而言，基于尘世的考量，全部归于安加马拉的主教。他仍然坚持自己印度都主教的古老头衔，真正的审判权则由1400所教堂执行，有20万人的心灵和信仰要委托给他照顾。

他们凭着宗教认为可以获得最坚强最亲切的盟友葡萄牙(1500 A.D.)，但是宗教法庭检察官很快洞悉状况，认为圣托马斯的基督徒犯下异端和分裂的不可饶恕的罪恶。罗马教皇这位地球上精神和世俗的君王，并不被他们承认，他们还是像祖先那样，坚持要成为聂斯托利派教长的教友。主教在摩提尔接受圣职，要越过危险的海洋和陆地抵达他们在马拉巴尔海岸的教区。他们自古沿用叙利亚礼拜仪式，用虔诚的态度推崇狄奥多尔和聂斯托利的名字，将基督的两个位格结合起来举行礼拜。“上帝之母”的头衔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冒犯，对于圣母玛利亚所给予的誉荣极其吝啬，就拉丁人的迷信看来，却几乎将她提高到女神的位阶。当她的画像首次出现在圣托马斯门徒的面前，他们非常气愤地叫道：“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偶像崇拜者!”那种极其单纯的虔诚只要有古老的十字架就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