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康熙来了：年轻皇帝的顶层设计

大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冬至后三日，云南竟然在隆冬时节“雷电雨雹风雪一时兼作”。按照古人的说法，这是千年罕见的灾祸之兆。

恰在此时，一个名叫查如龙的人来到云南昆明平西王府。这个人曾经做过南明弘光政权的官员。他呈递给了吴三桂一封血书，建议吴三桂起兵造反。血书中说：“天下军人和朝中大臣都在期待着王爷带领他们重整河山。王爷是汉人，当年的事情出于迫不得已，今天，夺取天下的关键就在王爷手边。只要您登高一呼，天下就会响应。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清朝野史大观》卷五，上平西血书）

这位自以为看清了天下大势的读书人，万万没有想到，平西王爷吴三桂竟然一根绳子把他捆送到了北京。结果，此人被朝廷凌迟处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大清云南巡抚，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大明崇祯皇帝的三太子就藏在自己身边，三十年忍辱负重为的只是这一天。他宣布脱离大清，建国号为“周”，自称奉旨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命令全军剪掉辫子，改穿大明军服，誓师直捣燕山云云。

吴三桂又一次面临水深火热的局面：只不过，前一次在山海关时，火炉上被煎熬的是他自己；而这一次，是他把他自己、他的家人部下和天下生灵一起推进了火坑。

关于康熙盛世的说法，我们已经听得足够多了。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观察，这种看法肯定是能够成立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大约有三百多位皇帝，就他们的文化素养、政治才干、心胸、眼光、意志力、对国计民生关注和付出的努力诸方面判断，康熙皇帝玄烨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康熙时期是一个完美的时代，也不意味着玄烨本人就是一位无懈可击的政治家。学者王家范先生曾经准确指出：大清仍然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缺陷、提高人民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王家范《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尽管康熙皇帝曾经与困扰帝国之痼疾——贪官污吏们进行过坚定的斗争，但那仍然是一个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时代。玄烨是一位具有相当高学识素养的皇帝，他的科学知识可能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高的，但在他执政的五十多年岁月里，并没有能够开创出一个科学昌明的伟大时代，并且，仍然制造过恶名昭著的文字狱。他对于国家安宁、人民福祉付出过真诚的努力，但从全国的情形看，当时人民生活远没有后世一些学者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好。

从总体上看，应该说，康熙皇帝本来有可能远远超越于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之上，从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做到，他没有能够完成那个升华过程，没有能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给他的祖国与人民带来任何新鲜的东西，而他其实是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有人曾经根据江南地区的棉花、粮食产量，应用现代数理方法推算该地区乃至中国的生产与经济规模，甚至计算出了康熙年间的GDP与人均收入。在统计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进行这种计算尚且存在数据采集和计算口径上的诸多风险，对三百多年前混乱不堪的数据居然能够进行如此大胆的推算并得出更加大胆的结论，作者的勇气的确令人无话可说。事实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说的那样：假如初始数据是根据收成好的年景选取出来的话，这种推算即使不能说是一堆数字垃圾，其具有多大的价值也实在令人怀疑，更不要说还有全国各地之间的巨大差异。

大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扳倒鳌拜之后不久，玄烨就命令户部，将直隶即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前明废藩的土地全部无偿交给老百姓耕种。我们知道，明朝中晚期，皇室、藩王、外戚、勋贵、宦官们曾经在上述地区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甚至一度出现了京师之外，除了道路之外，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兼并的局面。这种情形必定是以众多百姓失去土地的深重痛苦为代价。如今，皇帝一声令下，一千多万亩土地无偿回到了农民手中。这项政策当时叫“更名田”，是康熙皇帝玄烨真正执政后的第一项德政善举。

在此前后，满族人的圈地运动，包括几年前鳌拜推行的圈换土地政策、汉人被迫投充到满族人家为奴的现象、官府到处缉拿逃人等恶政也陆续平息下来，并最终大体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应该说，这种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据说，在乾清宫皇帝御座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张条幅，上面大书三件事：三藩，治河，漕运。在其当时，这是摆在玄烨面前最为紧迫的三件大事，应该说也是那个时代实现国泰民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三个汉族藩王：广东的定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本来还有一个驻扎在广西的恭顺王孔有德，他们是清初著名的四位汉族藩王。这个孔有德不走运，在平定广西的战争中，碰上了张献忠余部里最能干的将军李定国，结果在桂林攻防战中，不但额头中箭，城池也没能守住。最后，他让家人点火自焚，他自己也自杀死掉了。从此，只剩下了三位汉族藩王，也就是所谓三藩。

在我国历史上，但凡大一统的中央帝制政权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那些手握重兵重权的地方藩王和功臣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韩信被吕后派萧何骗进大汉皇宫钟室就死前，说的就是这句话。一般说来，中国帝制传统下的君主，很难容忍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这种人的存在，与帝王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打天下时，为了刺激他们玩命干活，需要名位上的奖励；天下太平之后，这种人就成了威胁皇家利益、破坏安定团结的最大因素。刘邦临死前，之所以要和诸臣杀白马盟誓，不许再封异姓王，就是因为他已经勘破了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要说异姓王，到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时，为了削夺刘家子孙的王权，也都是在人头滚滚落地之后，方才实现的。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在全国各地。他死后仅仅四年，握有重兵的四儿子朱棣便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从此，大明对藩王的权限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只许吃喝玩乐，不许拥有军队，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甚至不许走出王府所在城市的城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