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康熙来了：年轻皇帝的顶层设计（第2/6页）

大清朝立国之初，大约是还没有领教过这种势力的厉害，于是，一口气封了四位汉族异姓藩王。

事实上，在进军全国的过程中，这几位汉族藩王统率的军队，可能比满洲八旗的兵员总数还要多。说大清朝的天下有一半是他们打下来的，应该不算过分。前面谈到的那位孔有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广西地区大体平定下来以后，孔有德曾经上书皇帝，谈到自己满身如同刻画一般的伤疤，一到风雨时节，便痛不可当，几次昏死过去。且自己生长在辽东，不习惯南方水土，因此，希望解甲归田，安度晚年。皇帝不许，因为南方还没有彻底平定。结果，还真让皇帝说中了——

不久，李定国便打到了桂林城下，这位孔有德也就此丢掉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另一位王爷尚可喜也曾经两次请求激流勇退，由南方返回辽东居住，但同样因为南方战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说，最后酿成三藩之乱，中央政府还真的有不小的责任，很难完全排除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嫌疑。如今，天下大体太平，于是，三藩就成了问题。特别是吴三桂，远在西南边陲，山高皇帝远，实力又发展得特别大，已经成为皇家的一块心病。

谈到吴三桂的历史，实在是头脑错乱、整个一个稀里糊涂的话题。

面对这个话题，应该感到尴尬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吴三桂，还有所有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同时智商指数还不算太低的人。

以往，吴三桂受到了不少痛骂，这些骂声并非毫无道理。当人们把他骂成是“汉奸”、“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时，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时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罢了，毕竟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遗民，心中藏着深深的隐痛。若是出自当代人之口，问题就出来了。在把吴三桂骂得狗血淋头时，这些人似乎已经把国家与民族利益扔到了脑后。道理很简单：假如吴三桂与李自成联起手来，将多尔衮与大清铁骑打回到山海关之外的话，中国还会是今天的中国吗？

翻开历史地理书籍和历史地图集，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大明帝国最大时，其有效控制的国土面积大约在五百万平方公里上下；到明朝末年，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则只有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大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其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国土面积，最大时曾经达到过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即便经过晚清时节的丧权辱国，中国国土面积仍然保留下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如果不是吴三桂打开天下第一雄关，有谁能够告诉中国人——那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朝、刚刚进入北京就开始烂的李自成，还有那位差一点就把四川人杀光了的张献忠等，还会做出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事迹来？

如果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挑战大明帝国，今天可以被颂扬成“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话，应用这种逻辑，吴三桂的功绩可能比他大得多。因为，这种讨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而不是多重标准的胡扯八道。

其实，谈论吴三桂，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一位并不是很了解吴三桂其人其事的女士，在听我介绍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直至最后身败名裂的故事后，沉默片刻，便断然评论道：“所有的女人都会渴望这样的爱情！”假如她的话真能够代表占人类总数50％的女人，我们就势必需要反省：以往，中国人在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是不是太缺少人性的考虑了？

当一种制度与文化，时不时就要把人逼到去选择是要自己合法的心爱女人还是要父亲，是要这个女人与父亲还是要地位、前程与名誉，是要活着还是要死去时，需要批判和反省的难道不是这种制度与文化吗？或者换句话说，陈圆圆被人家抢走之后，一定要吴三桂去向抢人者致敬，并鞍前马后地做这个人的马仔，才是应该被肯定的吗？显然，对吴三桂的诅咒和这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吴三桂的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问题，吴三桂的矛盾挣扎，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缺少解决这种矛盾的观念与机制，是酿成我们民族中许多出类拔萃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显然，吴三桂是一个本来出类拔萃，却不幸被时势、制度与文化逼着走向了反派的悲剧人物。

可以断言的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去历史上此类悲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今后，若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这样的悲剧还会层出不穷。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三藩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对眼下的三藩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他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过于复杂而重大的问题。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乾清宫中绕殿徘徊，一个人对着那张条幅发呆，犹豫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流离，残破不堪的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一切的一切都在百废待举。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若能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实现杯酒释兵权，可能是解决三藩问题的最好办法。无奈，皇帝预备这样做，三藩却没有交出兵权、回家安享富贵的觉悟。或者，皇家翻脸无情、政治上翻云覆雨他们见得太多了，没有人敢相信皇帝的诚意。这种情形可能是酿成三藩之乱的部分心理因素。

后来，曾经有学者考证大清朝满汉开国功臣的身后故事，发现除了三藩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功臣的后代基本都生活幸福，许多人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都在安享荣华富贵。于是，感叹三藩见不及此，结果，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自己也身败名裂、断子绝孙。言下不胜嗟叹。

据说，洪承畴在平定西南、返回北京之前，吴三桂曾经请教他：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的回答是：“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刘键《庭闻录》卷三，第8页）——只要云南不安宁，他吴三桂的地位就不可动摇。此后，云南大事小事不断，不是土司叛乱，就是边境报警，搞得朝廷一年数惊，真的没人敢轻言撤兵减员了。有记载说，顺治十七年时，大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两白银，而当年供应云南一地的官俸军饷就要支出九百多万两。到康熙十年前后，国家财政收入约两千万两左右，三藩的开支仍然居高不下。时人评论说：吴三桂挟边事自重，因为害怕兔死狗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已经全然不顾国家劳民伤财了。（《庭闻录》卷四，第10页）当时，还有人说：吴三桂有向外省委派官吏的权力，以至于竟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一说。（《明清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是否如此，姑且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