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康熙阴暗面：盛世之下，干净东西真不多（第3/6页）

据康熙说，他学习天文历算、数学、几何，是因为自己不懂这些东西，无法在臣子们打架时判断孰是孰非，因此，发愤苦读。如此想来，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钻研大约也有这种动机，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他肯定不愿意被汉族臣子看成是只会骑马射箭、杀人放火的粗野夷虏，自尊心会要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在个人修养上也都成为胜利者。到后来，当他深切而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时，必定会令他自觉地将这种东西当成一个君主治国平天下的立身与立国之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藩之乱尚未平息，他就写道：“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表明他特别清楚地知道，儒家意识形态的道统与他帝王统治的治统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苦心研读四书五经之类，就此超出了自身的欲望，成为他现实政治的需要。“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先世大儒之口，说得真好。他要让那些汉族士大夫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没有变，道也没有变，一切都不会变。这应该是他学习那些儒家经典的最深层动机。

康熙初年，曾经一度废除了八股经义取士，改为策论，要求应考的学子们针对社会问题，在命题范围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唐宋时期实行多年的科举考试方式。康熙亲政后，将这种有助于活跃思想的方式再次废除，又改回到了那种僵死的经义和八股之中。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此人的大体思路——一切以维护皇家的权威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离都在不能允许之列。并且，也就能够明白，在他手里是不可能实现什么科学昌明了。

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同样在康熙皇帝身上，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另外一面。

从各种史料中判断，康熙的文化素养还不错。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福临有一股狠劲儿，在刻苦钻研那些古代典籍时，曾经累得吐过血。玄烨和他的父亲一样，据说也曾经在废寝忘食的学习中“咳中带血”。有资料说，为了练习书法，他临摹的大家手卷有万种以上，手书寺庙匾榜多达千余。高士奇等当时和后世的书法家称赞康熙的书法“深得古人之意”，应该不仅仅是在拍马屁。还有一种说法，对康熙就大为不利了，说是在宫中档案里，发现了一些康熙写的亲笔信，字迹拙劣得就像低年级小学生，由此认为他那些冠冕堂皇的书法作品可能都是别人代写的。若果真如此，大清朝皇家作假的本事可就太大了。在有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出现之前，我们姑且存疑。

至于康熙写的那些诗文辞赋就真的不好说了，基本看不出什么古意来，像大红大绿金碧辉煌的北京故宫紫禁城，满眼俗不可耐的暴发户气息，很少能够读出才华灵气，能让人记住的东西不多。可能是害怕别人说他没文化，所以康熙拼命堆砌华丽辞藻和古僻典故，使很大劲头抡高档形容词，声嘶力竭地加重语气。结果，因为太使劲儿，反倒露了馅，透出一股子小家子气。就像今天读书没读通的文化人，写出文章来，通篇没人能看懂的生造词汇，仿佛患了精神上的消化不良，吃什么拉什么。不过，和他号称“十全老人”的孙子弘历——乾隆皇帝比起来，他又强出了许多，他毕竟还说过不少人话。那位据说一辈子写过五万首诗词的乾隆皇帝，才真正是制造文字垃圾的高手，在他那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御制诗文中，几乎没有一句是让人能够记住的人话。除了炫耀权势富贵、显示滥情纨绔之外，至少在诗文方面，这位智商极高的乾隆皇帝，大体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为老不尊的老花花公子。若非如此，他也没有本事把父、祖几代人留下的大好基业，糟蹋成鸦片战争之前的那副凄惨模样。

康熙做的另外一件事儿，倒是颇有古意。他大约很想将宋仁宗君臣在后苑赏花钓鱼的佳话再现于当世。于是，在三藩之乱平息后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把侍从文臣和部院重臣们召集到瀛台，让他们使用事先备下的小舟、渔具，在皇家花园的亭下桥边任意游玩捕钓，并可以将钓到的鱼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他可能举办过很多类似的活动，可惜，也许是刻意的成分太重，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美谈。

另外一个时代的因素，肯定也在起作用：宋仁宗一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制度到皇帝本人的秉性，仁慈宽厚是真的，由此，才会在四十年间出现那么多鼎鼎大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清朝在血肉横飞的凶残之基上立国，康熙皇帝本质上十分专横。他的所谓仁慈宽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为政治目的做作出来的。他太想博得这样的名声了，与汉文帝、宋仁宗大体是两回事。于是，六十年间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仅有的一个纳兰性德还夭折了。由此可知，玫瑰花的美是自然而然的，若是这朵花每天嚷嚷着让人们来欣赏自己美貌的话，大概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愿意挨近它。

与此相关，大清朝的臣子已经蜕变成了奴才——禽兽补子马蹄袖，脑袋后面拖着根难看无比的猪尾巴，官帽上插着根孔雀毛，全身都是皇家犬马、家养宠物的装扮，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官员们形容成是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他们只能秉承主子的旨意行事，全无自己的思想灵性。因此，除了曹雪芹之外，整个大清朝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位放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叫得响的一流历史文化人物，原因端在于此。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大约也是拜没有跻身官场之赐。

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皇帝出于仁慈宽厚、出于对汉族士大夫的尊重与推崇、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并礼遇士大夫。这种说辞固然会为康熙所欣然接受，但很有可能不是事实。在现实中活不出个人样的中国文人，喜欢沉浸在白日梦里意淫。有众多证据表明，康熙皇帝鄙视满洲人与汉族士大夫诗文唱和的情趣追求，特别讨厌他们学习汉族文化，坚持骑射武功为满族之根本国策。

他多次训谕自己的儿子们，“我们这些上等人，要时时训诫，防止沾染汉族习俗。历史上，金、元时代，渐渐汉化，竟变得像汉人一样，我对此深深警鉴，并屡屡告诫你们，这实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务。对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庭训格言》第95、52页）对满族大臣，他说得十分坦率：“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满洲人决不可学汉人”，“文臣中许多人希望我学习汉族习俗。汉族文化有什么难学的？一入汉俗，便大违祖宗明训，我誓死都不会去做”，“我身边的这些儿子，若有人沾染汉族习俗的话，我决不会饶过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难”。（《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