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3/11页）

双方代表都倾向于弛禁鸦片，或者说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由于双方事先可缺少沟通，清政府的代表们担心谈到鸦片问题时，会刺激到英方代表，从而不利于条约的签订，因此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即使是以私人话题谈到这个问题时，清政府代表依然不敢公开表态弛禁鸦片的态度，生怕被道光皇帝治罪。他们只是在极为私密的环境下，才对璞鼎查说了心里话：“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清政府都不查问，也不会提出诉讼。”

次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附件时，英方又提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当时清政府代表之一黄恩彤记载了谈判时的有关经过：

税则既定，璞使遣马礼逊来言曰：“鸦片为人害，中国禁之是也，然名禁，实不禁也。今禁之不为不严，而吸食如故，贩运如故。中国无如不良之民何也？英国亦无如不良之商何也？且禁之则不准进口，彼得于海中交易，名曰禁烟，实则免税，彼获利厚，而不纳税，无怪乎愈禁而愈不止也。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耆大臣如以此意入告，增税必多。”并具有说帖一纸，余白耆公，公踌躇曰：“鸦片弛禁，璞使蓄意久矣。先不言而今始言之，得毋别生枝节乎？”余曰：“彼所言其名非也，其实是也，今若据理据法正言拒绝，彼转有辞，不若设为重税以难之。”乃为马礼逊曰：“耆公非不知名禁不如实税也，但中国禁烟甚严，吸食者罪至死，今遽请弛禁，大皇帝断不依允，中外大臣，亦必力争。耆公即冒罪奏请，恐亦无济，且奸民与奸商，走私渔利，由来已久，一旦弛禁，能必其进口报关，遵例纳税乎？诚恐徒有弛禁之名，仍无纳税之实，谁任其咎？公使如必欲耆公奏，请莫若必纳税银五百万两，作为一年定额，即由公使汇交，以明各商先之走私，原非得已，今之纳税，实出至诚，以后按年照额完纳，统归公使保交，或邀恩允准，亦未可知。”马礼逊曰：“贩烟获利诚厚，亦安能先纳五百万之税乎？”余曰：“林大臣昔年毁烟二万箱，当时必不能收缴净尽，乃尔国索还烟价在广东，先有六百万，在金陵又有四百二十万，足见鸦片之成本重而余利多。今中国弛禁，每年止索税银五百万，未为过也。如一时不能如数，先交三百万，余于半年内，分两限完纳，或于此中划抵，中国补还英国之银，似亦甚便，可回复公使，斟酌为之。”其议遂寝。

以上是黄恩彤记录下的《南京条约》附件签署过程中，中英双方关于鸦片问题的交涉内容。看得出来，英国人时刻没有忘记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清政府的代表则顾忌道光皇帝的禁烟立场，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不过这番交涉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后来在实际层面上，英国商人走私鸦片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变本加厉。清政府代表在鸦片问题的谈判和条约中一再回避，也是鸦片后来能够继续走私的原因之一。但是道光皇帝的禁烟态度一直是未曾改变的，坚持禁止鸦片不让其贸易合法化，一直是道光皇帝的主张。

例如，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日（1843年12月1日），道光皇帝在给两广总督耆英的谕令中，再次提到了禁烟问题：

朕思鸦片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

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除了谕令严禁鸦片之外，道光皇帝还特别关照沿海各督抚，要时刻警惕来自海上的走私贩烟船。例如，当他接到山东巡抚梁宝常关于登州府下属的荣成、文登、福山等县有两只双桅洋船停泊，内有广东、江西等省的不法分子驾舢板船，想要和当地的商民进行贸易，试图私贩鸦片的奏报后，即刻下令让当地督抚务必严禁海口商贩私自交易，以防止鸦片走私流入内地。又如，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48年1月21日）巡视中城御史志魁上奏，说编查保甲时发现名叫杜焜的长期吸食鸦片者，道光皇帝立即下令将志魁这件事“交部叙议”，以资鼓励。

对于吸食、贩卖鸦片者，道光的态度依旧是严惩不贷。然而纵观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禁烟，已经没有当初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那种决心和豪气。战争的失败，使得一些本来主张严禁鸦片的大臣，大多处在一种无权的尴尬位置，或者是意志消沉。例如林则徐，那个时候还在屯垦边疆。因此道光皇帝虽然继续力主禁烟，但也只是政策不出紫禁城，无人落实，或是打折扣地执行，使得鸦片走私在战后呈有增无减的态势。作为最高统治者，这对于道光皇帝来讲无疑是悲哀的。至于鸦片战争后，鸦片在中国究竟泛滥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记载来了解。

德卫司在他的著作《议和后之中国》中写道：

广州自道光二十四年后，鸦片整箱运输街市中，直如非违禁品。

《中外记事报》这样写道：

鸦片贸易及吸食均成公开，并不隐避，青天白日之下街市中，常见有运贩往来。

而《鸦片战争史实考》中列举的统计数字，更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鸦片在中国泛滥的触目惊心的景象，大致如下：

1847—1849年，鸦片输入平均每年一万八千八百十四箱，价格是一千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元。1840—1850年，英国输入鸦片的箱数对比数字为：1840年是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上升为三万四千零七十二箱；1848年上升为四万六千箱；1850年则达到了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五箱。

从对比数字来看，仅仅1840年到1850年这十年间，鸦片进入中国的箱数就翻了一倍多，而且全部是走私流入，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因此，道光皇帝“禁烟未曾变”的态度，事实上只停留在他的脑海里，很多时候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威武，他的意志并非都能被贯彻执行。这其中有各级官吏的自身利益问题，当然根本问题则是体制原因。然而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是不可能去思考国家体制问题的，因此未来的道路，他只能是在悲愤和压抑中，继续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控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3. 台湾冤案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签订，标志着鸦片战争的正式结束，但是中英双方的局部摩擦与较量却始终没有停止。就在双方签订条约不久后，璞鼎查所率英军以等候清政府释放俘虏为名，强行占领厦门鼓浪屿，并对清政府代表施加压力，以“台湾的英军俘虏被杀害”为名制造事端，要求清政府向英国政府谢罪和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