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第4/11页）

为什么中英双方在战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摩擦？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战俘本身说起。

鸦片战争期间，被俘的英军士兵大部分都已经放还，而英军侵占台湾时，有一百多名被当地的军民俘虏，一直拘押在台湾。当璞鼎查派下属去要人时，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告诉他，这一百多名俘虏中有的已经因病死亡，有的已经按照大清法律正法，目前依旧在押的只剩下九名军官，以及因遭遇台风被台湾当地百姓救起的军官和士兵共二十五名。

姚莹当时将这些俘虏以及被救人员全部交给了该下属，对方对此也表示万分感谢，请姚莹到他的船上做客，并悬挂百面彩旗、燃放礼炮表示欢迎。双方最终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彼此告别。

按说这件事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中英双方处理得都十分得当。然而当下属回去汇报详细情况时，璞鼎查对清政府正法英军俘虏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俘虏，而是遭遇风浪被迫在台湾停船的英国商人，于是要求清政府将台湾镇道达洪阿、姚莹二人治罪，并向死难者家属赔偿抚恤金。

最先接到璞鼎查这一要求的，是求和派代表耆英。为了尽快息事宁人，他上奏道光皇帝说达洪阿、姚莹为了争夺功劳而故意生事，破坏战后刚刚达成的中英合约，希望朝廷能够予以严惩。道光皇帝命令怡良奔赴台湾进行调查。怡良本身也是求和派，因此到台湾后根本就没认真调查，便按照耆英的说法上奏，也诬陷达洪阿、姚莹是故意生事，希望朝廷能够法办。

璞鼎查之所以利用俘虏事件故意挑起事端，原因就在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能够踏及的所有中国领土上都打了胜仗，唯独在台湾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损兵折将，因此璞鼎查的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事实上，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二年（1842），英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台湾的侵占行为。英军之所以对台湾如此“垂爱”，原因不仅在于可以掠夺其丰富的资源物产，而且台湾地处冲要，是英军打开中国大门甚至东南亚地区大门的战略要地。不过英军侵占台湾的想法一直未能得逞，而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人也没有从中获得台湾的权益，因此综合多种因素，璞鼎查总想找机会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现在俘虏问题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因此他立即将俘虏事件进行夸大，试图将其提升为中英之间国家层面的矛盾。

璞鼎查的说法，明白人一听就知道是一种狡辩，根本不值一驳，可是当时求和派的官员们为了稳定中英刚刚签署条约后的“和平局面”，便附和璞鼎查的说辞以推波助澜。还有别有用心的，例如当时江苏主管财政的部分官员，忌妒台湾方面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出色表现，也跟着一起附和；而福建厦门的一些武将，鉴于自己在战争期间有失水准的表现，与台湾方面相比相形见绌，也跟着一起制造谣言，恨不得立刻将达洪阿和姚莹拉下马。

这些官员跟着一起制造舆论，正好可以让耆英利用。于是耆英经过整合，决定用已故的福建总督苏廷玉和提督李廷钰二人互相来往的家信，来弹劾达洪阿和姚莹的“冒功”之罪。道光皇帝得到弹劾奏状后，让身在台湾的怡良务必认真调查。可是怡良本身就倾向于将达洪阿和姚莹治罪，虽然他明知这两个人是“无功可冒”的，但他必须找出这两个人的“罪证”，以在皇帝陛下面前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现在耆英的证据正好可以说明这一切。于是怡良上奏说耆英的证据完全可以说明一切，没等道光皇帝回复，怡良便将达洪阿和姚莹押解进京。

台湾地区两个最高的军政长官被拿下后，当地的军民愤愤不平，自发组织起来前往怡良的官署为两个人进行申辩。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怡良的重视，反而遭到这位钦差大臣的训斥。这个案子过去七年后，当时的著名学者夏燮在《中西纪事》中评论说：

台湾之狱，外者耆相主之，内者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竟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忮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

总结起来一句话，那就是达洪阿和姚莹并没有办错事，而是站错了队。因为两个人都不是求和派的人，而是主张抗英的代表。

达洪阿曾经向朝廷上书陈述英军的入侵未必能够持久，朝廷应该抗战到底，只要坚持住，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姚莹甚至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在《再复怡制军言夷事书》中，更加直言不讳地反对与英国人议和。

窃闻逆夷北上，复纷扰江南……复有在地奸民，为其区划，镇江之失，江宁之困，无怪其然。闻当事诸公，有暂时羁縻，请圣明速决大计之奏。虽云急迫万分，何遂至是？又闻广东有言：英夷国已空虚，群夷不服所为，颇多兴怨，似有内溃之形，乃转掠商艘，以助其势，外益夸张，内实急迫。米利坚亦谓天朝不可堕其术中，此言似又与职道前月所陈，不无吻合。若我但严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内查奸民诛之，不事姑息，再持数月，夷将自溃，不审朝内诸公如何赞襄纶綍，翘首天南，疢如疾首矣。

暂且不论姚莹所说的英国人“似有内溃之形”的说法是否准确，他的这篇奏文激昂慷慨，很能振奋人心，但言语间也对求和派有所指责，一定会遭到穆彰阿、耆英等人的嫉恨。因此台湾案件并不是突发的，表面看起来是俘虏事件所引发的外交问题，但事实上也有耆英借助英国人的说辞，公报私仇，故意整达洪阿和姚莹的意思。

达洪阿和姚莹被押解进京，其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从道光皇帝的反应来看，他是不打算将二人治罪的，当然这并非因为道光皇帝完全是秉公办事，而是在他的心中，对涉及英国人的事务，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

道光皇帝在回复耆英的有关台湾战俘问题的奏折时，明确指出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双方不应该再加以议论。换句话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英国人肯定不会按照大清的要求将战争中指挥占领大清领土的英军将领全都免职，同样，大清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也有很多，难道都要在事后要求赔偿吗？

如果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道光皇帝的这个态度，其中包含有诡辩的成分，是以一种让对方感觉如鲠在喉的方式，驳斥了璞鼎查的无理要求，甚至也变相地批评了求和派官员无原则的迁就。问题的关键是，道光皇帝虽然内心悲愤，但是作为最高决策者，必须着眼大局：中英双方刚刚达成和议，他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局面，因此他对达洪阿和姚莹给予了很轻微的处罚，也算是有了一种维护中英之间“和谐”局面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