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第2/12页）

《清史稿》对于祁寯藻受到咸丰皇帝的重用，有过一段记载：

寯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寯藻遂领枢务，开言路，起用旧臣，寯藻左右之。

关于穆彰阿、耆英等人被罢免，我们后边会详细说到。不能否认的是，穆彰阿被罢免和祁寯藻受重用，的确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绝好印证。当然，祁寯藻受到重用后，也确实向咸丰皇帝推荐了不少人才，做到了“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

满族大臣方面，咸丰皇帝当时主要信任的是镶红旗的文庆。作为道光二年（1822）的进士，文庆历任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而后升至侍郎、尚书、军机大臣，再后来因为上书道光皇帝针砭时弊而被革职。文庆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被重新启用，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向咸丰皇帝建议重用汉臣。

在文庆提出这个建议之前，汉族人虽然也有高官，但和满族人比起来，始终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文庆认为之所以要重用汉臣，是因为很多汉族人都是从劳动人民的底层中来的，他们知道民间疾苦，熟悉人情真伪，“不像我们这些很少下基层的满族人，懵懵懂懂之间是不可能有安邦大计的”。

作为旧满洲贵族的代表，文庆能够提出重用汉臣的主张，说明他的确是个具有眼光的政治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清帝国重用汉臣其实是一项战略措施，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大臣当时之所以能够逐渐受到重用，除了自身的才能之外，跟文庆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咸丰六年（1856）文庆去世，咸丰皇帝评价他：

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治达理……纶扉襄赞，夙夜宣劳，深资倚畀。

文庆去世后，满族大臣中最受咸丰皇帝信任的就是肃顺。和文庆的出身不同，肃顺是根正苗红的皇亲国戚—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属于清朝皇室的远房宗支。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后来虽然任前引大臣等职，但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闲散职位。直到咸丰皇帝即位后，肃顺才开始步步高升，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乃至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最终成为咸丰皇帝最重要的智囊。

抛开后来他与慈禧的那场政治斗争不谈，肃顺是一个极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自身虽有些缺点被人诟病，但在当时的满族大臣中堪称佼佼者。肃顺也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不仅礼贤下士，而且又有识人之明。当时肃顺门下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才华的汉族学士，例如郭嵩焘、龙湛霖、王闿运、邓辅纶、尹耕云、高心夔、李篁仙等人，时称“肃门七子”。

肃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其他满族大臣不同的是，肃顺对同族的大臣经常随意呵斥，而对汉族大臣却颇为恭谦，是一位十分了解汉文化的满族官员。而且他也看到了大清帝国立国二百多年来，满族人已经失去了进取之心，未来想要重振大清帝国的雄风，要依靠汉族人才行。应该说能有这种看法，说明他个人具有十足的战略眼光，对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颓废现状有清醒的认知。

《清史稿》对于咸丰皇帝当时信任智囊团和重用肃顺，尤其在即位之初能够励精图治，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

文宗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而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共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

重用肃顺是咸丰皇帝励精图治的一个标志，《清史稿》中评价他当时“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说白了就是他对道光皇帝在位时把持朝政的穆彰阿等人的一种排斥。因此在重用肃顺的同时，咸丰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先帝那些因循守旧的臣子进行打压。

穆彰阿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以他为核心的是一个派系，这个派系当时控制着朝廷各个部门，而且对刚即位的咸丰皇帝也不是完全支持。这些人始终对老皇帝道光念念不忘，对于咸丰皇帝下达的指示，《清史稿》中说他们的态度是“遇事模棱，缄口不言”，甚至是玩弄权术，故意打压有才能的官员。

穆彰阿等人的这种做法，与咸丰皇帝的施政理念严重背道而驰，因此咸丰皇帝决定“申国法、肃纲纪、正人心”，下令将穆彰阿革职，并永不叙用。而后便对另一个高级官员，道光皇帝在位时力主向英国人求和的耆英开刀。

穆彰阿被革职，耆英已经意识到皇帝的下一个目标可能会是自己，毕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都是自己代表政府所签，被国人所不齿，而且自己在与英国人的反进城斗争中，又擅自为英国人开了空头支票，这一切当时还是皇子的咸丰皇帝全都看在眼里。登基后的咸丰皇帝下诏求言时，耆英上书纵论用人、行政、理财三策，他主张“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咸丰皇帝看完他这番贬君子、举小人的谬论，立即勃然大怒，急召耆英加以训斥，而且将他向英国人摇尾乞怜的老账全部翻出，说他是“畏缩无能”“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并利用这个机会，将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这个决定一经颁布，朝野上下一致称赞，都认为咸丰皇帝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而对于耆英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国军舰进犯天津，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解决相关问题，又派耆英以侍郎衔，前往天津办理洋务。英法联军以武力威逼清政府，耆英又犯了“软骨”的老毛病，不敢和洋人正面交锋。他不仅和桂良、花沙纳在商会的窗下抱头痛哭，还擅离职守私自回京，谎称面陈机要，结果遭到言官的弹劾，请求咸丰皇帝判处他“绞监候”。

对此，肃顺认为这对很长时间以来都向洋人卑躬屈膝的耆英来讲，实在是太轻了，于是奏请咸丰皇帝，希望能下令让耆英自尽以正国法。咸丰皇帝批准，传令耆英自尽家中，至此道光皇帝在位时求和派的两大核心人员穆彰阿和耆英全部倒台。

从当时大清帝国处处受洋人压制欺辱的角度来看，肃顺奏请判处耆英自尽，是他坚持“申国法”的表现；不过从政治斗争角度来看，肃顺已经成为咸丰皇帝的首席宠臣，那就意味着老皇帝道光的那些宠臣就要永远地退出政治舞台。在政治舞台中，宽容、仁慈者都是幼稚的东郭先生，铁腕与强势才是永远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