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应夔丞被捕、越狱及遇刺（第2/4页）

宋案破案的线索由于密电。吴承斋先生（佩潢）自清末即任职上海电报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时，上海尚未举义前，为电报而认识他。他与英士先生为吴兴同乡，能看电码不必翻而知其文，未出过国而英文英语都极好。宋案得电报中寻线索，亦由他先想着。一个帮会头脑，做过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亦办过南京总统府成立时庶务的应桂馨，忽然与北京要人频通密电，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应的家里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证俱获。教唆者为政府当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虽然置身革命，对不光明的杀人始终反对。[75]

陈果夫在《陈英士先生与二次革命》一文中也曾讲到吴佩潢在破获宋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英士先生听得外面谣言说是他刺杀宋先生的话以后，便找了吴佩潢来。吴是替英士先生做情报工作的，在上海当电报局局长。袁和上海方面往来电报，我们都能拿得到，就完全靠吴佩潢的功。宋案能在三小时（应为三天——引者）内破案，也就因为在电报中找出线索，那几个人有电报，那些人有关系，所以一索即得，否则是不易破案的。[76]

此段记述有两点不够确切，一是吴佩潢当时是南京电报局总办，而非上海电报局局长，二是吴佩潢是受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派到上海来检查电报的，到上海后方配合陈其美等破案。

正是因为有张秀泉、邓文斌提供的线索，和电报局发现的证据，陈其美、陆惠生等才很快将应夔丞锁定，并证实主使之人来自北京，也就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应夔丞入捕房后，“百般运动，到处造谣”。[77]其人家资颇厚，因此很快便延定罗礼士、爱理斯等四名律师为其辩护，并自恃“为渠运动之人甚伙，毫无畏怯之态”。[78]被捕当日（3月24日）下午，公共公堂特开特别公堂研讯，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师诘问王阿法，并令应夔丞向王阿法盘诘，因王阿法前后所供情节略有不符，且见证未齐，判定应夔丞带回捕房，王阿法交保候质。[79]3月25日午后，罗礼士至总巡捕房向应夔丞探问情由，应夔丞声称：“平日与宋教仁毫无嫌隙，并无唆使行刺，亦无暗杀政客思想，宋教仁为何人行刺，均属不知……至贩古董人出为证人，更属不合。余买字画果曾有之，至王阿发等平素均不往来，亦不认识。如果心存行刺，此等机密事，岂肯泄露于人，而武士英更不知为何许人也。”[80]3月31日下午进行第一次预审，由公廨正会审官关炯之会同英副领事康君及公廨秘书员杨君列座会讯。捕房代表律师侃克、政府代表律师德雷斯、被告代表律师爱理斯等均到。因爱理斯要求改期研讯，应夔丞与武士英在公堂均未开口。[81]此后，如前文所述，一方面应夔丞写信向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求助，另一方面应夔丞党徒唆使武士英翻供，故4月4日第二次预审时，武士英突然改口，否认认识应夔丞，称杀宋系其一人所为。4月5日第三次预审主要是原被告律师相互辩驳，原被告律师与西探总目安姆斯脱郎相互问答，以及闭门审查从应宅所获证物。[82]4月7日第四次预审，一是由被告律师沃沛询问总捕头卜罗斯搜查证据等事，二是沃沛对证物内容之辩驳，三是再传王阿法上堂，由原告律师侃克询问，王阿法明确指认应夔丞嘱其刺杀者为宋教仁。[83]4月9日午后第五次预审，应夔丞接受其所聘律师爱理斯讯问，回答其身份及过往经历。[84]4月11日第六次预审，应夔丞继续接受爱理斯及康副领事等询问，称自己与宋教仁“在南京政府时见过面，仅颔首而已”，又称武士英是被人引至其家的，暗杀前与武并不相识，自己得知武杀宋后，设法用好话稳住武士英，正准备到南京向程都督报告。又否认自己曾叫王阿法杀人。公堂就所搜获电报向应询问，应“答词甚支吾”，否认“燬宋酬勋”之“宋”为宋教仁。[85]此次预审涉及武士英部分，应夔丞基本上是按照4月3日写给言敦源的求救信中提前设计好的脚本回答。而在公廨外，应夔丞律师又试图按照给言敦源信中所设想的办法，运动领事团出面干预，力求给应夔丞脱罪。[86]4月12日第七次预审，被告律师沃沛将宋案说成“国事”性质，提出“移交时决不能交与反对党之公堂，恐不能有公道之办法”；代表中国政府之德雷斯律师反驳称，被告律师所说表明“被告代表已承认，堂上已将证据证实在被告身上”；捕房代表律师侃克则谓：“本律师预备暗杀案一切预审，现已预审清楚，不论有无政治关系，及被告之职任如何，然而终属暗杀。”随即，公堂正审官关炯之援笔判定：“预审明确，案系发生车站，应即商明领事团，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归案讯办。”[87]

尽管应夔丞始终狡辩，但由于从其家中所获函电文件明确证明其策划杀宋，且又搜出五响手枪一把，其中尚存子弹两枚，与武士英在火车站放去三枚后尚存两枚这一事实吻合，所留两枚枪弹与火车站脚夫苏阿荣拾取之弹壳亦复相同，[88]因此，应夔丞为杀宋主犯并无疑义。4月17日晚，捕房荷枪押送应夔丞至上海南市，解犯单上案由为：“应桂馨运动王阿发谋刺宋教仁君，应桂馨主使武士英行刺宋教仁君。”[89]步兵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在警厅协助下，将应夔丞解至江苏海运局该团营仓关押。然而，宋案被移交中方后，先是围绕是否组织特别法庭各方争执不休，接着又在案件刚刚确定由上海地方审检两厅进行审讯之时，发生了上海地方审判厅自厅长、庭长、推事、书记官长全体被江苏高等审判总厅下令撤换的风波。[90]

5月30日，上海地方审判厅开庭公判宋案，由厅长张清樾主审。由于原告律师金泯澜、高朔提出抗告，坚持要求“出票拘赵、程、洪等”到庭后，与应夔丞“并案公判”；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提出抗告，以张清樾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委任，而非司法部得大总统命令委任，拒不承认。因此，对应夔丞公判未果。[91]6月11日，江苏高等审判厅以“不合法理”驳回原告抗告。[92]被告律师杨景斌则被高等审判厅以“捣乱法庭，违背律师法规”，决定予以惩戒。[93]直至7月初，上海地方审判厅才又确定于7月16日进行第二次公判。[94]

然而，由于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公判并未如期进行，应夔丞也得以乘乱在7月25日凌晨从上海模范监狱逃走。据《申报》报道：“二十四晚十二时，模范监狱禁锢要犯应桂馨等，乘南北两军酣战之时，用铁斧、巨石撞开围墙，四面撞开四洞，每洞约高二尺，阔尺余，均从洞中一拥而出，一时人声鼎沸，共逃出男女各犯约有二百人，均在附近屋檐下敲去镣铐，先由数人拥护应桂馨为首，悉数逃逸，看守兵士见彼等亡命冲出，亦不阻拦。兵士等开枪轰击，并未伤及一人。”[95]又有报道谓，应夔丞等“贿通狱官吴确生并某商团会员，当时应等由狱门而出，各会员各穿便服在外接应。吴狱官知事不妙，然后使人将四面围墙击成四洞，佯为各监犯由洞逸出”。事为江苏都督程德全获悉，认为应夔丞等“是否由大门而出，抑或掘洞脱逃，其中大有关系”，下令密查，以凭核办。[96]三周后《神州日报》刊登文字，进一步披露了应夔丞收买狱官逃走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