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应夔丞被捕、越狱及遇刺（第4/4页）

关于应夔丞入京及被杀之报道中，最令时人感觉不可思议者有二。（1）“应为宋案有重要关系之人，又为越狱重犯，何遽贸然入京，且滞留京中多日，出入招摇，毫无避忌。都中军警林立，侦探密布，应果具有何种幻术，竟能逃出眼线，始终未经发觉。此一奇也。”（2）“执法处非他，乃北京执行军法之惟一机关，既发觉与杀案有重大关系之人，且为越狱重犯，不即捕杀，而反派人保护，其奇离殆有不可思议者……此又一奇也。”[111]其实，此二奇不难解释，盖应夔丞在1912年夏便结识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钱锡霖，当年12月至1913年1月应夔丞在京期间，又与钱锡霖有密切交往。[112]更重要者，宋案证据宣布后，应夔丞曾写信给当时在京的袁世凯心腹、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并派律师爱理斯到京面见钱锡霖求援。应为脱罪并讨好政府，于信中诬陷陈其美指使其杀宋，然后嫁祸政府。雷、钱建议应夔丞党徒以共进会名义继续“曝陈其美之不法”，雷并将相关情形向袁世凯进行了汇报。[113]应夔丞原本就一直以为杀宋乃中央的意思，自己是功臣而非罪犯，加之与警察厅钱锡霖等人有关系，因此他敢到京城来，并且有恃无恐。然而，彼一时此一时，雷、钱当初帮助应夔丞，是因为可以利用他来攻击陈其美，从而转移舆论攻击政府的视线，而此刻国民党人已被打败，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应夔丞已完全没有了利用价值，反而因为他口无遮拦，不知敛迹，有可能为袁世凯带来麻烦。因此，跟在他身边的王、李两位军政执法处侦探，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应夔丞，不如说是要伺机“执法”，只是自认为功臣的应夔丞不觉而已。（王、李二人倘若真是为了保护或监视应夔丞，则他二人中至少应当有一人寸步不离应夔丞才对，但二人竟然在火车上同时长时间离开应夔丞，显然是为了给同谋创造刺杀机会，而又制造刺杀与军政执法处无关的假象，也有可能杀人者就是该二人）故时人云“杀应夔丞者，即应夔丞也”，[114]可谓自投罗网，自食其果。

应夔丞被刺后，北洋《德华日报》曾发表题为《政治关系之暗杀案》的社论，对应夔丞竟然敢到北京来表示惊讶，并谓“政府方面之意思，则似谓暗杀系由党人发动，陈某或当假手于其间”。[115]德文报社致天津电亦谓：“政府现确信，应夔丞之死系由党人方面之发动，以陈为尤可疑。”[116]而一般津人之言论，也认为“杀应者必陈其美之徒”。[117]由于当时报纸曾报道陈其美在哈尔滨逗留，并以红胡子自护潜入内地，故有怀疑应夔丞为陈其美所刺的议论，实则这仍旧是由将陈其美视为刺宋主谋推论出来的结果。事实是，陈其美并非刺宋主谋，何以要刺应？若要刺应，何以不在撤离上海时在狱中动手，而要等其越狱半年之后？

对于应夔丞被刺，曾在总统府政事堂机要局任职的叶迦的判断是：“袁盖饬警以电刀杀之。”[118]又，陈灨一《睇向斋秘录》中有《应桂馨死事之别闻》一篇，很值得注意，其文曰：

应桂馨之死，项城杀之也；项城曷为而杀之？应桂馨自取之也。宋教仁之被刺，应以共犯，证据确凿，逮入囹圄。旋乘大局鼎沸之际，越狱潜遁，入都谒项城，自陈刺宋有大功，要求给还垫款十数万金，更要求外省重要之位置。项城佯笑曰：“予拟借重，固已非一日。金钱尤小事，君欲几何，无不与耳，望稍安毋躁。惟君此际乃民党欲得而甘心者，言行举止，难免无人暗中侦察。予决选派武士二人，令其随时随地出入相随，以资保护，如何？”应称谢。所谓武士者，即陆建章部下之军事侦探，日日以捕拿乱党为事，而诬良为匪者也。项城既密令陆遴选二人，复属令授以计，使乘间置彼于死地。又密电致直隶都督赵秉钧，谓：“应胆大妄言，目无元首，斯人不除，后患未已。希君托词有事面商，电令克日至津。予一面自有对付之法。”赵遵即电京。应得电大喜过望，遂偕所谓二武士，乘京奉特别快车如津。中途，二人入头等车室，以所携短刀，向应遍身乱刺。顷刻气绝。二人故作惊慌失色状，鸣警笛，令停车搜捕凶手。时车已抵黄村铁路车站，亟以电话报告天津总站，总站据以报军警各机关。迨车抵津站，宪兵警士蜂拥上车，群责二武士保护不力，致发生惨剧。二武士无辞以对，遂拘交军事执法处听候审讯。赵以长电致项城，陈报应死状，颇有惋惜之辞。项城复电令严缉凶犯，务获惩办，皆掩耳盗铃。未旬日，二武士即私行释放，易名邀上赏，即今某某二武官是也。[119]

以上记述，细节未必全都准确，但总的情节大致不差。负责“保护”应夔丞之李桂芳、王芝圃，即使不是亲自动手杀应者，也应当是配合者。[120]应夔丞之所以要到北京来，是因为他始终以为杀宋乃中央的意思，故敢来京请功并平反“冤狱”，“向当道要求勋位之颁给，并索巨款”。[121]对袁世凯而言，虽然并未主使杀宋，却曾因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等事与应夔丞打过交道，又曾为打击国民党而与应、洪、赵合谋构陷“孙黄宋”，因而表面上不得不与之周旋。然又恐应在外招摇，暴露其与中央的关系，致使外间仍怀疑杀宋为中央主使，故必杀之以绝后患。此为情理中事。至于应被刺后，时任直隶都督赵秉钧应天津警察厅“严密查缉凶犯”之呈请，“通电各省一体查拿”，[122]不过做做样子而已。

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对应夔丞之死也有一段记载，承认应夔丞为其父所杀：

及事平（指宋案风潮平息——引者），应倩洪（指洪述祖——引者）介，说欲效忠于北，先公佯许之，赦其罪。及应至都入觐，先公俟其退，语雷震春曰：“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遁初死于其手，尤不可不诛之。”雷曰：“应某遵令投诚，诛之不信，且有以阻后来者。如必杀之，以暗刺为宜。”又越数日，先公闻应居旅馆，过事招摇，乃令雷速办。雷一方属人告应曰“元首以君居京易触人耳目，可赴津暂避”；一方遣人伺其行，随之，刺杀于车中。[123]

然而此段记述至少有两处错误。（1）依袁克文记述，应夔丞是在刺宋事平息后，方通过洪述祖介绍，欲效忠北方，实则早在1912年秋冬因中央欲解散共进会，洪述祖便与应夔丞建立联系，由袁世凯对其下了特赦令，并由洪述祖引见给袁世凯、赵秉钧，不仅领到了5万元遣散费及每月2000元的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还从赵秉钧那里得到了密码电本。（2）应夔丞被刺于1914年1月19日，其时陆建章任京畿军政执法处长，而雷震春是年4月10日方被任命为京畿军政执法处长，4月26日到任视事，[124]已经在应死近三个月之后，何能再有杀应之事。可见，袁克文虽为袁世凯之子，但政界许多内幕他也并不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