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个性的皇帝（第5/6页）

后来，雍正派人去云南调查杨名时，名为调查，实为罗织罪名。杨名时也识时务，干脆什么都认了，唯独不认“巧诈居心”，这是杨名时的基本信念，诚实是他作为一个理学家的信仰。由于杨名时对这条罪状不接受，刑部便奏请将杨名时“斩监候”，雍正当然不会蠢到把他斩首，只好退让，他不认就算了，反正其他罪名也很多。

由于杨名时实属正义凛然的官员，在正义面前，权力的黑手有时也不得不退让。但雍正绝对不甘心退得狼狈，最后演变成胶着状态，让杨名时一直以戴罪之身待在云南。

公道自在人心，杨名时的案子无疑是个冤案，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即使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人们不敢公开说出来，但大家心里自有一杆秤。乾隆在宫中念书时，曾经问恩师蔡世远，杨名时是个什么样的人。蔡世远直截了当地说：“这时代心里还存有尧舜君民之道的人，只有杨名时一个人而已。”

蔡世远是对乾隆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老师。乾隆曾回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三个老师，第一个是奠定自己基础知识的福隆翰老师，另一个是引导他领悟儒学真谛的朱轼老师，还有就是让他精通理学学以致用的蔡世远老师。

乾隆即位之后，立即为杨名时平反，随后，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的冤案也纷纷得以昭雪。

谢济世是个御史，他获罪是因为参奏宠臣田文镜，御史的本职工作就是弹劾人，本来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幸的是，谢济世弹劾的内容跟李绂参奏的内容很相似，以至于雍正认为他们是有预谋有组织地攻击田文镜。那么，蔡珽又是怎么卷进来的呢？蔡珽是李绂的推荐人，雍正有理由怀疑蔡珽是谢济世和李绂的幕后主使。

雍正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自负的人有一个极大的缺点：不相信自己是错的，认为自己的判断力是准确的。雍正也不管事情真相如何，便开始着手整谢济世、李绂、蔡珽等人，刑部通常都不是按法律办事，主要是按皇帝的意志办事。跟往常一样，刑部拟定对这几人斩立决，然后雍正照例没有批准，显示特别宽仁。

雍正甚至还解释为什么不杀他们，他说这件事背后必定有大奸大恶之人在指使，这个人的目的就是逼自己杀掉言官，然后落下千古骂名，雍正说：“我不上当。”最后，雍正将谢济世充军。既然雍正说有大奸大恶之人，那为什么不追查这个人呢？雍正的理由是，追究起来估计会株连一大片，所以见好就收。这个谎言技术水平太低了，所以官员姚三辰听到这个辩解时，露出不以为然的讥诮神色。不幸恰好被雍正看见了，雍正一怒之下将他革职，并说姚三辰和查嗣庭、汪景祺是一丘之貉。雍正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浙江人，都心怀鬼胎。

对李绂的处理则完全不同，雍正亲自在朝堂上审讯李绂，雍正喜欢吓唬人，声色俱厉地质问李绂，李绂却面不改色，相当淡定地说：“臣罪当诛，希望皇上早点正法，以警戒那些不忠的臣子。”听审的大臣们吓得面如土色，李绂却镇定自若，没有半句乞求哀怜的话语。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

刑部拟定了斩决，李绂在狱中却坦然如平常，在监狱里照旧每天读书，吃饱喝足，晚上睡觉也香甜。看守们看到这一幕，都说李绂是个“铁汉子”。最后，雍正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赦免他的死罪，为了表示惩罚，让他去修《八旗通志》，等于是解除他的权力。

刑部给蔡珽定了十八条罪，拟定为死刑，雍正改为监禁待决。这一监禁就监禁到乾隆年间，这样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每年处决犯人的时候，都会把蔡珽也拉出去陪斩，蔡珽眼睁睁地看着犯人人头落地，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这种恐惧的目的就是从精神上折磨人。

乾隆上台后，杨名时、谢济世、李绂都得到提拔，只有蔡珽无罪释放，成为闲散游民，出来八年后，蔡珽郁闷而死。对蔡珽来说，出监狱不过是走进另一个更大的监狱而已。乾隆为何对蔡珽区别对待呢？蔡珽确实有贪污之实，这可能是乾隆没有起用他的真正原因。

新瓶旧酒

乾隆的“新政”让杨名时、谢济世和李绂等人深受鼓舞，谢济世接到进京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泛起阵阵涟漪，这涟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荡”。

谢济世激动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让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谢济世说现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阴郁气氛，让小人谗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告自己，没法申辩，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剧。谢济世让乾隆效仿唐太宗，从谏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来打动乾隆，谢济世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乾隆有没有接受呢？

刚继位的乾隆毕竟年轻，对谢济世大加夸奖，谢济世深受鼓舞，高兴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谢济世的心情非常舒畅。让谢济世更兴奋的是乾隆对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抚的评价，乾隆很快就对田文镜定论，说这个人苛刻搜刮、匿灾不报，让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还说，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压的人，听到新皇帝如此表态，哪个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着被人指责为不孝的罪名为他们翻案。

官场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总督王士俊就是这样的人，对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蜷伏一段时间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临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过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乾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必须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须延续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权的连续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抛出一句“矫枉不可过正”的话，乾隆还说治国要遵循中庸之道，宽严相济，两者不可偏废。

王士俊自以为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自作聪明地给乾隆写了一个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虽然过于严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奉公守法，错不在先帝。现在有一些新进之辈，动不动就指责先帝的政策，这些逢迎谄媚之辈甚至说‘只要将世宗时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条陈’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

王士俊发这个奏章原本是为了政治投机，他自以为比别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动向，但他没想到这一节：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该由你来引领这个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后，非常愤怒，王士俊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还有多少个潜伏的王士俊呢？万一这些人集体发难，自己的政策就面临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