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4/8页）

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熊：您是不是在招待所住过一段时间？

傅：对，9月27号到北京。10月1号就请我们全体观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国庆节。我们这些留学归来的人穿得五颜六色的，他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去买一套人民的服装。吃完早饭后，我们穿着中山装到天安门观礼。当时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是没有这种检阅场面的。美国也有游行，但不像中国的这么庄严这么整齐。复活节美国有游行，也有彩车这些东西。但是，只有主要由女中学生构成的军乐队很整齐，其他的人都是随便乱走，并没有排成方队什么的。

留美科协能够号召这么多留学生归国，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主观上的努力。我们的主观努力也有，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定要发展。因为毛泽东发表过文章，反对一党独裁、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曾回答路透社记者的问题。当时这个回答以英文在美国的报纸上报道了出来，我们中国人创办的一个杂志还登出了中文版，影响很大，我记得很鲜明。他说，中国不但要实行民主，反对一党独裁、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还要实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哪四大自由？就是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人民富裕起来的自由、保证个人不受迫害的自由，同时还要建立林肯所讲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些言论很有号召力。大家都想，经过一百多年的苦难，中国终于解放了，一定是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国家，一定需要建设，一定需要科学技术，需要教育。所以，大量的留学生，包括相当一批已在美国工作，生活得很不错的，把好条件丢掉了回国。后来，这些人中，有好多人被划成右派。真是想也想不通，到现在我都一直想不通。

熊：回国之后，您何时感到预想和现实有很大反差？

傅：很快我就感觉不适应。在美国，我曾获得机会两次接触美国的大人物。第一个是杜鲁门总统。杜鲁门本是罗斯福政府的副总统，罗死在任上，他就变成了总统。1948年时，他竞选下一届的总统。当时，民主党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体育馆里面召开大会，以决定该党的总统候选人。那时候我正好在那上学。放假了，我提着书包上街，我发现街上与平时不同，隔着十多二十米就有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站岗，两边都如此。我感觉奇怪。忽然间，我看见杜鲁门穿一身白色的西装，坐着敞篷汽车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辆吉普车。杜鲁门向街道两边的行人打招呼。我看见有的人比较热情地回叫一声，“Oh, Mr. President”。但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理他。我在街道旁走着，没有人说不准我们走。我们走我们的，杜鲁门走他的。我接触的另一个大人物是罗斯福的另一个副总统斯塔森（Harold Edward Stassen），他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时的校长。有一天，我在食堂买了一份饭，坐下来吃。忽然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也拿了饭过来，很客气地问我：“可以跟你坐在一起吗？”我说：“当然。”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后来有朋友对我说：“好家伙，你知道刚才跟你谈话的人是谁吗？那是校长，前副总统。”我这才知道。

在美国，我曾两次去国务院。那里的安保也很简单，仅有一个警察站在门口。我告诉他，我来找什么人。他说：“很简单，这里有一块牌子，你找到他的名字按一按。”我就这样找到了Thomas Fisher，他在第八层，我一按，那里回答，然后我就坐着电梯上去了。第一次找他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次我没有办成事，很快就被打发走了。我不想从华盛顿空手而归，就打算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那里收藏很多，包括“新华日报”等很多国内的报纸、杂志。结果，我走错了路，找到美国参议院去了。远处有个警察盯着我，但他并没有来干涉。我发现走错了地方，就主动对他说：“警察先生，我要找国会图书馆。”他说你走错了，然后就告诉我怎么走。那些警察都很热情，并没有来盘问、搜查、干涉我。

我到华北大学工学院之后不久，东北人民政府邀请我、颜鸣皋，还有几个人去东北参观。那是个冬天，我们在前门车站等车，大概是在贵宾室。车还没到，就来了一些人把我们赶了出来，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只是讲不能待在里面。当时我们没有多少衣服，都只穿了件棉大衣。我们提着行李站在外面，迎着凛冽的寒风，感觉很冷。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毛泽东来了（路过）。我感觉有点别扭——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不赶我们，而在自己的国家我却被赶了出来。这是我回国之后第一次感觉不适应。国外把领袖看成常人，而我发现国内却把毛泽东作为崇拜的对象。

熊：这是哪一年的事？

傅：1951年初，我刚回来不久。

熊：回来后是不是很快就要参加政治运动？

傅：首先是批评电影《武训传》。给我一张票，让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太庙去听报告。我记得徐特立讲，劳动人民站起来了，而这部电影又要叫人们跪下去，很大力地批判它。后来又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等。我觉得胡风以前是左联的作家，跟鲁迅这些人挺有关系，为什么要把他搞成敌人呢？而且牵扯到很多人，有些想不通。但我也没有多少心思花到这个问题上，因我不是搞文艺的。再后来是“反右”斗争，我被牵涉进去。那时候我已到（北京）钢铁学院了。

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任教

王：您哪一年到的钢铁学院？

傅：1953年。钢铁学院1952年就调我了，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机械系主任。我们被找去代替一批白俄。以前哈尔滨工大从上到下都是白俄，然后，该校开始请苏联专家过来（它是国内首先请苏联专家的院校）。白俄太多当然不行，就找我们去代替那些人。

王：感觉白俄不行？

傅：白俄是反对革命、逃出苏联的人。要请苏联专家来，又怎么好让白俄跟他们一起工作呢？以前哈尔滨工大从上到下都是白俄人，因此俄文基础很好，我去的时候，每个五年级学生都讲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哈尔滨工大机械系原本是冶金和机械混在一起的，后来冶金部分分到东北工学院去了。但是机械系有个金相热处理专业是我的本行，还有铸工专业，大部分也属于冶金，所以我到了机械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