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3/7页）

王仲良同志从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竭力避免使科学院受到运动的比较大的冲击。但在那个背景之下，他力不从心，很难完全做到。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反右斗争当中，保护科学家，尽量缩小右派的范围。他一再向市委汇报，说自然科学家没有政治野心；他们可能说了一些错话，但他们不是反党的，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样，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海分院副研究员以上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被划成右派。当时，有一些科学家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有位老专家在高校中演讲……

熊：您是说黄鸣龙先生？

巴：对。他先后在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南京药学院演讲，说要“教授治校”、“专家治院”，反对“以长为贵”。那个时候不是开宣传工作会议嘛，中央开，地方也开，开会鼓动大家鸣放，鼓动大家向党提意见。就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黄鸣龙先生把这套观点又讲了出来。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跟党争夺领导权啊！稍后，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又把相关材料转过来，主张划他的右派，还专门派人到中科院来……还有邹承鲁先生。他不赞成大学生统一分配制度，说大学生统一分配是“包办婚姻”、“乱点鸳鸯谱”，认为在招研究生时应当先生选学生，学生选先生，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这也是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啊。邹承鲁先生很善于演讲，说话很生动，有理有据，提问题很尖锐的。也有好多人主张划他为右派。而王仲良认为他们顶多只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坚决不同意划。

这方面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8年上海市委开扩大会议，也即开整风补课会议时。那时候按各个系统编组，我们分院是其中一个小组。在小组会上，大家还在争论科学家中有没有右派、划不划右派的问题。王仲良、胡永畅意见一致，主张不划，而分院另一些领导干部则主张划。

熊：当时王仲良他们是少数派？

巴：是的。王仲良企图说服其他人，但有些人坚持己见，于是一直争论，最后他到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面前去汇报。这位柯老左得出奇，就在这种情况下，王仲良依然敢冒风险，竭力陈述理由。他摆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科学家中没有右派。柯庆施说：“你说来说去，争来争去，就是这些人不应该是右派。是不是这样？”王仲良说：“是的，我认为他们不是右派。”柯庆施说：“那么你就是右倾！你应该认识到这些人本质上就是右派，但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可以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不给他们划右派。”就这样，最后，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这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反右”开始时，张劲夫同志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要求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毛主席基本同意了他的要求。这个报告，柯庆施知道，而我们，包括王仲良同志在内，大家都不知道。

熊：所以有很多科学家很怀念王仲良啊，我就已经遇到过不少。他们也很怀念张劲夫和杜润生。为什么还有整风补课？

巴：先是竭力鼓动大家帮助党整风；然后不整风了，反右；然后又整风，实际上是继续抓右派，继续反右。

熊：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巴：第一步是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学习，鼓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先是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然后各单位开会，各民主党派也开会——当时也要求各民主党派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科学院也有“民盟”、“九三”等民主党派的组织，于是这个系统也要求科学家帮助党整风。我们自己嘛，也一再动员、一再表态，要大家帮助党整风。于是大家就提意见。此时党内有布置，所有“反党言论”都要记录下来。

熊：当时大家用什么方式提意见？

巴：开会。小组会，大会。大部分是小组会。还有贴大字报的。

熊：提的意见都被记录在案……

巴：是的。然后分类、排队，够得上右派言论的就要划成右派。我们这里副研究员以上的没有划右派，但在中级、初级研究人员里头，连同行政干部、工人，包括社会科学的那几个研究所在内，一共划了51个右派。

熊：我认识一个，李文杰。

巴：李文杰同志是邹承鲁先生的学生。他认同邹承鲁的观点，转述了邹承鲁的话，结果被划成了右派。硅酸盐所有两位中级研究人员的右派帽子是整风补课时补出来的。民盟的林吉强先生刚开始很活跃，鼓动大家鸣放，自己先带头，结果也被划成了右派。

熊：李文杰觉得自己很冤。

巴：当然啦。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很聪明，很有才气，科研做得不错，若不划右派，在科研上原本是很有前途的。

科学家如何“大跃进”

巴：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顶住内外上下的压力，极力为科学家说话，这是王仲良保护科学家所采取的一个防守措施。另一个主动出击的措施是在“大跃进”过程中采取的。

1958年“大跃进”开始，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群众运动，狠批保守思想。当时还要“拔白旗”：你是个专家或者领导干部，如果你对“大跃进”不满，有不同看法，那么你就是“白旗”，就要被拔掉——所谓拔掉，就是斗争批判，不让你担任学术或行政领导人了。我们为了贯彻执行上面指示下来的“大跃进”精神，同时又不使科学家成为“白旗”被拔，就发动科学家搞红专倡议。王仲良让王应睐先生出面活动，搞了一个“红专规划”，其中心是我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找科学家签名。分院那些知名的科学家都在上面签了名。签名之后，媒体很重视，《解放日报》全文报道，发表社论。然后《人民日报》也看到了，一方面转载，另一方面也发表社论。然后，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都掀起了订“红专规划”的热潮。而签了名的这些科学家自己也解放了，既然他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那么就不会作为“白旗”、保守势力被拔掉了。

熊：您的意思是说，你们采取这个措施，最初主要是为了保护科学家……

巴：是的，让他们自保。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分院的这个举动，还影响到了全市，波及了全国。

熊：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相关材料时就觉得奇怪，这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著名科学家为什么会主动发出这样的倡议呢？原来是你们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