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

受访人：罗登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4月1日、2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安顺路罗先生家

罗登先生（2004年4月2日熊卫民摄于罗先生家）

毋庸讳言，1978年以前，“左”的思潮在中国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居于主导位置，这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级干部普遍“左”倾。事实上，还是有不少干部是比较平和的，他们理解基层民众的自然欲求，并不完全认同上级的某些“左”倾政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可这个度很难把握好，稍有不慎，就会被斥为“右倾”，处理轻的要求深刻检讨，处理稍重就是淘汰出局。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领域，非常值得关注、但又研究得相当少的是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尤其是各科研院所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学术秘书、所务秘书、党员副系主任、党员副所长们。他们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作为高级领导——他们在科学方面常常是外行——和科学家之间的中介，党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他们而实现的。在党大包大揽的时代，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在单位的研究方向、研究人员的境况、科研成果的多少等。

本访谈立足于早期的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展示了部分平和的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应对上级的“左”倾政策的方略，以及随后遭到批判乃至逆向淘汰的过程。

罗登，1928年生于福州，1947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1949年参加工作队随解放军南下，1953年应中国科学院的“技术干部归队”召调，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1978年4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任所务秘书、党支部书记，后历任实验生物研究所科研生产组组长、计划科长、副所长等职。

帮科学家分忧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李小骝书记介绍，您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工作了几十年，而且您和另外一些老同志已花了两年的时间，于新近整理了一本《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志》（初稿）。您一定对细胞生物学所的历史非常熟悉。能否请您谈一谈早期的细胞生物学所，尤其是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对细胞生物学所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的影响？

罗登（以下简称罗）：我先讲一个笼统的意见。在促进科学发展方面，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细胞所历史上有所体现，在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精尖科学技术领域尤其如此。但是，由于强调所谓的政治挂帅，政治对科研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历次运动都如此。我愿意以我熟悉的细胞生物学所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原名实验生物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8月1日。首任所长是贝时璋。最初下辖有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罗宗洛）、昆虫研究室（主任陈世骧）、发生生理研究室（主任朱洗）等3个研究室。1953年1月23日，前两个研究室分别独立成立为植物生理研究所和昆虫研究所，改由发生生理研究室沿袭实验生物所的所名，所长贝时璋，副所长朱洗。1955年10月，贝时璋带着自己的研究组去北京，初成立实验生物所北京工作组，后组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1958年4月由朱洗任实验生物所所长。新实生所组建时，除来自浙江大学生物系的贝时璋和来自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的朱洗外，还有另外两位重要的研究员：来自北京大学动物系的庄孝僡和来自浙江大学生物系的姚錱。

我是1953年初应中国科学院的“技术干部归队”召调而来到实验生物所的——那时候科学院感觉党领导科学需要抽调一批在党政岗位上具有大学专业知识的党员干部到科学院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干部归队”——刚开始时担任所务秘书。1954年初起还兼任实验生物所与水生生物所联合党支部书记。我对科研工作有兴趣，曾向朱洗表示想参加他的实验室工作。他很欢迎，在实验室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位置，并且给我指定了研究题目。朱洗这个人工作非常努力，日日夜夜都泡在实验室里。在晚上的时候，我常到实验室，曾多次听他滔滔不绝、十分激动地谈论思想改造运动时的情形。

思想改造运动不但要求高级研究人员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还发动群众对他们原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粗暴地批判。当时开展的许多基础理论研究均被批判为学院式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朱洗的“人工单性生殖”、“卵球成熟与受精”等研究也不例外，不但有人指责他“研究癞蛤蟆有什么用”，还有人讥讽他是“癞蛤蟆专家”。他一生气，就把蟾蜍、青蛙等所有的试验材料都倒掉了。后来，在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他是朱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和中科院上海办事处主任李亚农同志的亲自关注和支持下，他的相关工作才慢慢恢复了起来。又经过几年的努力，朱洗于1961年成功培育出“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解决了国际生物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人工单性生殖的个体是否具有生殖能力的难题。该成果被拍摄成了科教片，并获得1962年《大众电影》小百花奖。

朱洗很有水平，理论、实际都拿得起。要求他联系实际，他就集中精力做“（印度）蓖麻蚕引种驯化研究”。该项目1953年进行区域实验，1954年推向农家饲养。后来，全国陆续有23个省、市、自治区推广了该技术。群众积极要求饲养，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项成果获得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三等奖和1964年国家科委发明证书。

朱洗曾跟我讲，他的应用研究与他的基础研究没有关系，他的兴趣也不在应用那里，他做应用研究，只是把它们作为挡箭牌。其实也不完全如此，他在基础研究上有扎实的基础，联系生产实际时也就游刃有余。1956年之后，他又积极地组织开展家鱼的人工繁殖研究。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生殖腺在池塘里不能得到很好的发育，这在当时水产科学界几成定论。朱洗闯入了这个禁区，从他的“卵球成熟与受精”基础研究出发，设计了循环不息的“环形”水道，拟诱骗卵巢发育成熟的亲鱼在相似的生态条件下产卵受精。经过几年的研究，终于以生理和生态结合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家鱼人工繁殖”这个水产生产中的重大实际问题。从此之后，家鱼养殖业鱼苗短缺问题解决了，渔户们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千里之外的大江激流中捕捞鱼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