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

受访人：薛攀皋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5年11月25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薛先生家

熊卫民与薛攀皋先生（右）（2005年11月8日冯慕兰摄于薛先生家）

1962年的广州会议历来以一次重要的知识分子会议而知名。可是，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就连其中最著名的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也只是在《陈毅传》、《聂荣臻传》，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书中披露过冰山之一角。除了“脱帽加冕”，陈毅在那次会议上还讲了哪些重要内容？为什么那些话没能传达开？那个持续了近一个月的会议还讨论过哪些重要问题？作为会议的亲历者，记忆力极佳而又喜欢收集史料的薛攀皋先生的回忆无疑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薛攀皋，1927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1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学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直到退休。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根据咱们的访谈计划，今天该谈1962年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了。您当时是什么身份，在那次会议中做了哪些工作？

薛攀皋（以下简称薛）：当时，除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当科员外，我还兼任国家科委生物学组的秘书。作为广州会议的会务人员之一，生物组的会议记录是我和国家科委农业司的杨挺秀两人负责并整理的。那时候我们很辛苦。先得认真倾听、做记录。小组会议一完，马上就要整理出纪要，送组长签字。组长签完字后，再将纪要交给简报组，供他们挑选，重要的内容还要找讲话者再核实。简报印出来之后，我们再将其发给与会代表。

对研究广州会议而言，那些简报可是宝贵的材料。简报的量很多，经常一天好几期，整个会议下来，出了75期。它们比较活泼，编辑时的标准是：重要、及时、简明。对于尖锐言语，登录时一般用原话。因为它是只对内不对外的机密材料，所以看完后要收回。会议结束时，不但与会代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都不准留一个纸片。这是纪律。包括我们做记录的笔记本（上面发的），也得上交。我唯一保留的，就是允许抄在自己笔记本上的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的讲话。这个笔记本在“文革”中被抄走，后来又发还了。

领导干部带头检讨

熊：请您介绍一下会议的基本情况。

薛：会议由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副总理主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东道主。与会的有310位科学家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干部100余人。会议召开的时间现在有两三个版本，根据我的记录，应为2月16日—3月12日。代表们住在广州羊城宾馆，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都在该宾馆内举行。

会议为什么会选在广州召开？我估计跟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那时候粮食困难阶段尚未过去，北京的供应还相当紧张。广东气候好，作物生长期长，供应情况相对比较充足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广州的街上不用粮票就能买到紫薯，这在北京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广州街上吃的花样还挺多，这也是北京所不能比拟的。

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方针、原则、具体方法等，另外也有贯彻“七千人大会”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的精神之意。为了开好这个会，聂荣臻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科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放开胆子讲。即使讲错了也不要紧，会议的原则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他还带头指出了前几年科技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看，在我们科学组织领导工作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不够实事求是，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不够。比方说，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国家对科学技术工作的要求非常迫切。但是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安排工作，力量没有组织好，很分散。你搞一点，我搞一点，重复浪费很大。人才不配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仪器设备也不配套。有些“热门”课题，许多单位“一窝蜂”地去搞，而且互相封锁，不肯分工协作，结果谁都没有过关。

陶铸作为东道主也讲了话，他同样要求大家畅所欲言，“把这三年‘大跃进’回顾一下，到底有多少错误，有多少正确”。为了营造一个提意见的气氛，他更是一开场就向科学家道歉。他说：“这几年我们搞了些瞎指挥。丁老（指丁颖）赞成多植，但不赞成植那么多，我们反而跟他作斗争，现在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已经做了三次检讨了。需要时还可以再做检讨。你们工作中的瞎指挥比我们少，我们做了许多蠢事情。”他坦率地承认，前些年，“我们对科学家的供应物资很少，精神鼓励又差，甚至虐待”，“我们的缺点是民主不够”。他还说：“工作有缺点会改的，我是有决心改的，党内许多同志也是有决心改的。”

在陶铸的带领下，一些领导人也做了自我批评。2月17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在化学组的会议上说：

1960年在西安开的化学化工学会年会上，我对化学教学改革的问题，掌握上有片面性。当时超声波和管道化运动把高等学校的化学化工课程冲击得很厉害，许多教师感到照原样，课是教不下去了。因此都要求化学化工会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按照“双百方针”办事……结果使黄子卿、傅鹰等几位不主张大改的人在会议过程中挨了批评，受了委屈……对此我负责，应向黄子卿、傅鹰先生等道歉。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其中心内容是自己不该支持宣传农民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前些年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件事。

3月5日上午，陈毅副总理讲话，转述周总理的意见，对少数“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工作有毛病，起码是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喜欢乱扣帽子、乱整人、“比较恶劣”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他们“会后检查自己”。次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在生物组和物理组做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