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第3/5页）

这个总结既批评了领导，又把自己摆进去了，虽然限于当时的形势，在分析原因时也没能说到点子上，但这几点总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熊：除了那些“风”，科学家们还有哪些意见？

薛：学术争论政治化，这是每个组都批评的问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生物组的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之争当然不在话下啦。其他如农业、林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像保花保果、疏花疏果之争，也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有关领导轻信了少量不疏花不疏果而增产的例子，根本就不考虑品种、条件、时间等因素，将这一栽培方法推广到全国。持反对态度的人都被戴上两条道路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等帽子。

在红松采伐和更新问题上，科学家和林业部门有不同意见。林业部门往往把树木全都剃光，然后再种，这样好进行机械化操作。但问题是红松喜阴，没有一个东西给幼树挡光，它根本就长不好。所以科学家主张在砍掉大的母树的同时，中、小树还留着，以创造一个荫蔽环境。这本来是一个生产和学术上的问题，可在反右派运动中，某森林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对这场争论做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就谁都不敢讲话了。

教育部门反映出的问题更多，五花八门，十分可笑。就生物学来说，大学课程改革，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的课程是如何改的呢？以鱼为纲，把脊椎动物学和无脊椎动物学合并，一切围绕着鱼，与鱼有关的就教，与鱼无关的就不讲。无脊椎动物讲什么呢？讲鱼的寄生虫和鱼的食物。甚至植物学也要围绕鱼来讲。还有武汉大学。他们讨论把最基础的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三门课合并的问题，主张三门课全合并的被认为是先进，主张三门合并两门的是中游，主张不合并的是落后。还有某大学更荒唐，农学系提职称，种小麦每亩搞到7000斤才能做教授，搞到5000斤的才能做副教授，到不了的，什么都不是。还有代表反映，有的中学生物学教研室评定老师好不好，就看他菜种得好不好，猪养得好不好。这些措施并不是教育部定的，而是在极左的思潮之下，各学校领导“各显神通”自己弄的。

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熊：您所提到的这么多意见我以前基本都没听说过。我所熟知的，只是马大猷先生提的那个关于知识分子属性的意见。

薛：那个意见确实尖锐。在会议的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当时声学所还没从电子所中独立出来）副所长、学部委员马大猷就在物理组会议上说：

昨天报告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纪要整理出来后，会议秘书处没敢立即把它印到简报里，而是将其登入了油印的《情况反映》之中。后面这个材料是绝密的，只登极敏感的问题，发给聂荣臻、张劲夫、蒋南翔、韩光等少数几位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看。他们看了之后，大概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将其公开到简报之上。所以，这个2月17日的发言，我们到2月20日才看到。

简报一登，马上所有代表都知道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感触都太深了，现在马大猷先开了口，讨论就热烈了。有人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摘帽，我们都工作十多年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还戴在头上，什么时候才能摘掉？但这些话语没有被登到简报上。直到3月初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后，简报才开始又一次登这方面的意见。

周总理就是聂荣臻专门请来回答马大猷这个问题的。在3月2日的报告中，周总理说，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资产阶级乃至封建主义的教育，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因为这三个“根”，所以，“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建国后经过七年时间的自我改造，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和极大的进步，他自己在1956年，刘少奇主席、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的讲话中都承认和宣布过这一点。虽然最近几年进行过反右派等运动，但实际上，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一贯的，“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

可以说，周总理的讲话，基本重申了他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表述上还略微有点退步。与会的科学家们一方面为获得了“劳动者”、“非党员同志”的称号而高兴，另一方面也觉得不“过瘾”。后一类观点在简报中有较多的反映。

稍后，陈毅副总理也到了会场。他肯定知道代表们的这些意见。所以，3月5日下午在科学工作会议上，3月6日在戏曲家会议上，陈毅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在周总理4日离开广州之前，陈毅已经把自己的讲话要点跟周总理说了。周总理也同意陈毅的提法。

陈毅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最激动人心的是下面这几段：

同志们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很满意，但有的同志说周总理没有明确脱帽子。那么我今天明确一下，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总理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是资产阶级出身，这几年有很大进步嘛……如果说一个科学队伍十二年还不能改变，说明共产党没有本领，社会主义不代表真理，对工作做了过低的估计。人是可以改变的，是能服从真理的。为旧社会服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为社会主义服务，怎么不承认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总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联盟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三只脚。我们是三大部分之一，是国家的一只脚。

在给知识分子脱帽的同时，陈毅副总理还向大家公开承认错误：“我们……相信了一亩地打十万斤，不听专家的话，做了蠢事”；“几年来连续几次大运动，是正确的，方针、目标是正确的，但具体方法上有毛病，国务院有责任”。他要求别的犯过错误的领导者也做检讨，并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做了尖锐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