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东： 中外科学交流的恢复（第2/4页）
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熊：1977年之前出国不允许单独活动，对吗？
胡：是的。“文革”时出国不允许单独活动，连打电话都受干涉。后者我没有亲历过，是卢（嘉锡）先生
跟我说的。他于“文革”后期跟着一个团去美国访问，他是鲍林（L. Pauling）的学生，在美国不是有很多老师、同学、朋友嘛，就跟他们打了一些电话，结果很快有人不高兴了，团里一个女的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老打电话，具体说了些什么。他根本就不敢在电话中多说话，可回国后仍然挨批评，需要做检讨。在花钱方面也很受束缚。等到1979年我跟卢先生两个人出去，从芬兰的赫尔辛基到瑞士再到美国转了一大圈，那就爽快多了。我当时管钱。外事部门在我们临行前还交代我们，希望我们省着点钱花，最好能有所节余。我当时点头同意，回去就跟卢先生说：这回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咱们一分钱都别给他们省。卢先生喜欢吃巧克力，我说“买”；他喜欢吃蛋糕，我说“买”；他喜欢喝可口可乐，我说“买”……我当然更不会去监督他说了什么话、打了什么电话。卢先生后来感慨地说：“咱们俩出门，真是太自由了！”
熊：就是在这一次出国，你们促使中国化学会重新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吧？请详细谈谈相关情况。
胡：是的。我们先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去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学术会议，参会的还有张青莲、钱人元、黄维垣和卢焕章，张青莲先生在会上有个报告。参加完之后他们几位回国，卢（嘉锡）先生（时任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和我（时任中国化学会副秘书长）到瑞士达沃斯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代表大会。那个小城建在山上，绿草如茵，远山似画，真是漂亮极了。每天早上我们从旅馆走到会场去开会，要走10分钟，看到小孩们先去桑拿浴室玩一阵，再排队去上学。
1979年，卢嘉锡（左）和胡亚东访问芬兰、瑞士和美国（胡亚东先生提供）
台湾也有代表参加这个会议，而且以前由他们占据联合会中的中国席位。他们一行四人，领头的是王继五，另三位分别为郝履成、陈法清和刘兆玄。因为外汇少，我和卢先生寒酸得很，两人合住一间房，里面就一张大床，只能一起睡，差点被人家怀疑是同性恋。而台湾代表团就不同了，每人都住两间一套的套间。王继五还很有外交手腕，一到达沃斯就租了一辆汽车，租了一台打字机。休息的那一天，他们开车到小国列支敦士登去玩，我跟卢先生则傻乎乎地待在旅馆里，也就能喝点可口可乐、吃点奶油蛋糕而已。当时两岸的差别何其大也！
有一天，王继五等人请我们去郝履成的套间聊天。一聊，就发现他们中有三个人跟大陆关系密切：王继五的父亲是王世杰，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郝履成是原北京辅仁大学的，与邢其毅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打牌；刘兆玄的爸爸是海军的一个少将，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只有有机化学家陈法清是留学日本的，跟大陆没什么关系。刘兆玄现在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当时他很年轻，刚从加拿大拿了学位回去当副教授。你们不清楚当时两岸敌对的情绪有多强——不管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国际活动中，经常互称“共匪”、“蒋帮”，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我们六位化学家之间，关系很融洽，政治除外，风土人情，旧友故知，什么都谈。刘兆玄对我和卢先生尤其尊敬，因为我俩比他年纪大。我们还送了他们一条北京牌香烟，他们回赠了我们一条台湾产的香烟。
熊：关于谁代表中国之事，你们是不是也进行了商议？
胡：关于各自学会的情况，我们谈了不少，但都刻意不谈我们将进来，他们将出去，将改由我们在联合会中代表中国一事。
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反而不谈？你们又是如何解决代表资格问题的？
胡：我们直接跟联合会的理事会谈，根本就不与台湾代表协商，跟台湾代表之间只是私人接触。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9年初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断绝官方往来以来，在国际组织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代表中国，已成大势所趋。一两个月前（1979年7月），由王应睐带队的中国生化学会已经成功加入国际生化联合会，将台湾的相关组织变为located in Taipei, China（位于中华台北）的生化学会。遵照相同的模式，我们与联合会理事会之间的洽谈是相当顺利的。台湾代表清楚这一点，为免尴尬，也不提此事。
1979年9月3日，卢嘉锡、胡亚东代表中国化学会签字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胡亚东先生提供，摄于瑞士达沃斯）
熊：参会之前有无政府机构跟你们谈话？
胡：临走之前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找我们谈过话。他们已经跟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有过联系，就中国化学会如何加入该组织交换过意见。外事局要求我们遵照生化学会采用的模式跟联合会谈，说是在这个原则之下怎么谈都行。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生化协会加入国际协会的情况，外事局还特意请了植物所的匡廷云
来传授经验。她刚刚作为生化学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多伦多举行的那次会议，记得她跟我们谈话时非常兴奋。
熊：是不是由中国生化学会开创了所谓的“奥林匹克模式”（也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代表中国，而原“中华民国”的相关组织变为位于台北的地方组织）？
胡：这个模式首先出现在国际奥委会之中；然后中国生化学会依照这个模式加入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接着我们中国化学会继续用这个模式；在我们之后可能还有一两个协会也用了这个模式，然后，外交部叫停，说这么干“太右”；1982年后，又继续采用这种做法。
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到1979年10月25日才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奥林匹克委员会”，也即由大陆代表中国，台湾仅作为地区参加奥运会。从时间上看，不但中国生化学会，就是你们中国化学会，使用这个模式也比奥林匹克运动会采用这个模式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