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

受访人：宋振能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1月8日、11日、18日、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中关村小区宋先生家

宋振能先生（1990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别的机构类似，中国科学院也发生过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情大多没有记入档案。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变得十分重要。

宋振能，1929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0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一局副局长、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在那里工作了近四十年，“文革”期间仍然如此，他对1965—1976年的中国科学院的回忆，可补该时段文献之所缺。其中，关于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百家争鸣”座谈会、胡耀邦等整顿科学院的部分，史料价值尤其高。

科学院的三线建设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上次谈到您去安徽参加农业劳动和“四清”，1965年初回来，参与科学院的三线建设工作。

宋振能（以下简称宋）：三线建设是当时的大事，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搞了，我参与得并不多。

熊：您参没参与生物学研究所迁移方案的制订工作？

宋：我没参与，近来听人说，生物学部的三线迁移方案是老薛（薛攀皋）拍脑袋写出来的。老薛写的迁移计划我有没有看过，完全记不起来了。但按我的看法，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对贯彻三线迁移的工作并不太积极。据我后来了解，只有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在四川某地搞了很少的一些基本建设工作，去了少量科技人员；遗传研究所在山西运城搞了一个很小的点，有少数人在做准备工作，打算万一有什么情况才搬过去；植物所、动物所也曾在昆明选址，但都还没真正搞起来。然后就都停了。

熊：为什么停下来？

宋：“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去的人就都回来了。

熊：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

宋：当时我在农村，具体原因我不了解。不过据我推测，可能跟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那时候，我们跟前苏联、美国的关系都很不好。记得在我去农村之前，老过（过兴先）有一次去听传达（或是参观一个什么展览会），回来传达说，美国无人驾驶的U2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了，检查发现其中的各项设备都很先进，尤其是照相机，能把北京地区的细微之处都照得很清楚。后来又听传达说，毛泽东提出要搞备战。他改了明朝朱元璋的一句话，说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知道这是不是三线建设的由头。

对于把研究机构向西部山沟里迁移，研究人员，尤其是科学家，多数是不赞成的。因为搞一次大搬家，对科研工作影响太大。但那时候党指挥一切，下了命令，就只能勉强服从。

熊：贯彻时需要你们去说服吗？

宋：没有。只听到传达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而且还要求抓紧行动。

熊：您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

宋：我没有参加，这些都是听说的。我从农村回来时，就感到国内的政治形势有点异常，类似以前要搞政治运动的局面，各单位大抓“政治挂帅”，学解放军、学大庆，改党委制，设政治部。

科学院机构改制

熊：请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机构改制工作，比如党组改党委。

宋：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党委委员和党委书记大多数是原党组的人，除了换名称，工作没什么实质的变化。当时主要就是搞政治挂帅，经常政治学习，业务工作没搞多少。

熊：院党委和院党组的行政级别有变化没有？

宋：好像没有，都是部级。

熊：作为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您当时具体抓什么工作？当时的研究所是不是一方面搞“四清”，一方面进行业务工作？这些工作你们都领导吗？

宋：“四清”对绝大多数研究所的工作影响并不大。科学院本身并不是每个所都搞“四清”。我听说在京区只搞两个试点，一个是化学所，一个是力学所。我上次说过，就北京地区而言，下到农村去搞“四清”的，似乎没有高级研究人员，大多数都是助理研究员以下的。那时候生物学部有两个副主任，一位副主任叫姜纪五，从植物所调来的，全面负责，党的工作由他抓；另一位就是老过，主要管业务工作。我回来后不久，老过也下到农村去搞“四清”。从裴丽生管生物学部之后，北京地区生物的研究所搞个生物口或叫生物片。党组掌握情况，更多的是通过党的系统。由主管学部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召集北京各所的党核心小组组长开会讨论，决定问题。业务方面的工作，还是通过我们学部的人员去做。

熊：分院的权力是不是也比较大？

宋：不同的分院情况不一样。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建院开始就设有办事处，后来又成立分院，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在上海各个所的威信比较高。他们也经常开党的会议，讨论决定上海各研究所的一些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不过，大的权力，比如经费的分配、仪器设备的购置、重要人员的安排，还是掌握在科学院院部。研究所一级的干部似乎一般都是由院里跟上海市委商量确定的。别的分院嘛，对所属的研究所，有的抓得多一些，有的抓得少一些，各不相同。

熊：上海分院是对科学院党组负责，还是对上海市委负责？

宋：双重领导。除院党组、院长、副院长管它外，上海市科委也管，至少它要受上海市委的指导。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或运动，市委管得更多。

“文革”后砸烂学部

熊：好，关于“四清”运动先说到这里吧，请继续谈以后的情况。

宋：以后就是“文革”了。“文革”前夕，批判很多，学习很多，如传达彭、罗、陆、杨事件，批中宣部是“阎王店”，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等等，不少部都被批得一塌糊涂。“文革”正式发动后，开始往下派工作组，然后有“应地所事件”，化冶所当时也闹得很凶。陈伯达开始时是主张压制王锡鹏的……我们学部的专职副主任姜纪五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运动，由他负责召集生物片北京各所党委书记开会，向他们了解所里的情况，随时传达党组的指示。那时候会很多，有时一天要开两三次会，晚上也开。我当时帮助他工作，开会由我打电话通知，做会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