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诚： 钱学森和《科技导报》（第2/3页）

因为心理上有准备，我回答得很快，也很干脆。我说：“我赞成钱主席的话，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但它首先是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如果在科学上，在工程技术上出了大问题，那就会变成不得了的大政治问题。”就这么几句话，我回答得斩钉截铁，非常直白。而且，这几句话，逻辑非常清楚，完全站得住脚。所以，钱学森没法反驳我。他接不上话，停了一下，说：“好！这个问题我们会下再说。下面讨论第二个议题……”会后，他并没有找我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议题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勇于刊登不同意见

没能当面压服我，随后的发难接踵而来。我们《导报》本来被定位为中国科协的学术会刊，上述主席办公会约半年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高镇宁和《导报》的主管领导——书记处书记李宝恒找我谈话，说，钱老指示，《科技导报》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予撤销，解散刊物的编辑队伍，另组建一个《现代化》杂志作为中国科协的会刊。

我这个人有些个性，凡事皆要独立思考，从不盲从，也从不仰视任何人。“文革”初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对发动“文革”，我被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先后在监狱、干校11年。这个性格我一直改不了。一听说要解散我们《导报》，我就毫不客气地对这两位（中国科协书记处的一、二把手）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问题应该摆在桌面上来说。我们《导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叫‘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在不久前得到了300余位院士的反馈意见，说我们《导报》办得非常好。正值我们进入高峰状态的时候，要把我们解散，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高镇宁和李宝恒为人皆很正派，我跟他们先后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们知道钱老的指示没有多少道理，就把这个事情拖着一直拖到1991年5月钱老卸任中国科协主席，也没有按照钱老的指示办。

1992年底，国家科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了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活动，在全国3800家科技期刊中，我们《导报》被评为综合指导类一等奖——这是最高奖，全国仅有五个。中国科协书记处新任的党组书记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他问我：“这是我们《导报》吗？”我把奖状、奖牌拿给他看，说：“当然是！”而且，在后来举行的颁奖会上，我还作为得奖单位的代表应邀上台做了一番讲话。我们为什么会得奖？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刊登不同意见，负责地介入国家重大决策。

朱光亚的一封信

卸任中国科协主席后，有一次，钱老在跟继任的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朱光亚谈话时，批评了我们《导报》。主要是：《导报》现在还把“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作为宗旨登在刊物上。钱老指责说，我们国家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已经由中央定性了，还要你探讨什么现代化的道路？他的意思是，我们《导报》跟中央不保持一致，试图探讨另外一条跟中央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我们取消这个宗旨。还有，他对我写的一些评论员文章、“编者的话”也不满意，说它们没有多大意思，没有多大价值。而我们则收到了许多读者、专家的专门来信和专门来电，他们很赞赏这些评论文章。

然后，朱光亚用铅笔写了一封很工整的短信给我。这是他作为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唯一一次对《导报》表达具体的意见——还不是他本人的，只是转达钱老的意见。他只是很客观地转达，并没有表达他本人的态度。他始终没有说你们应该怎么样。为此，我一直很感激，很敬重光亚老。

既然钱老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来直接找我，朱光亚也不来找我，只是把信写完、转达完就完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华人教授创刊时的心意和诚意，所以，在我2003年底离开《导报》前，还是一直坚持在刊物封面上刊出这个宗旨。而且，对于一些重大的现代化建设工程问题，譬如南水北调工程、高速铁路的发展、教育问题的决策，我们《导报》都作为公共平台，坚持刊登两类观点不同的探讨文章。有时候我还写评论员文章，表达我们的一些分析性的见解。这种办刊方针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马赫与马克思

1995年，《导报》对五六位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系列介绍，4月号上的那篇谈的是马赫的科学思想（李醒民的《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从哲人科学家马赫及其思想来看》）。突然有一天，钱老的秘书涂元季给我打电话，说：“老蔡呀，你们那个文章惹得两位钱老（指钱正英和钱学森）非常生气。两位钱老要你回答，为什么被马克思批判过的马赫，你们还要宣扬他？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大问题。”

我当时就想，马克思好像没有批过马赫啊，他俩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查阅大百科全书，我的想法得到证实。批马赫的是列宁。马赫主张社会主义，但与列宁主张暴力革命不一样，他主张通过工团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马赫是个很有影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以，列宁写专著来批判他，不但批判马赫的工团主义，还批判马赫的哲学思想等。看完大百科全书，我的底气更足了。我根本就不想回信，打算跟上次一样，对他们的意见不予理睬。但是，当时的科技导报社社长、科协书记处书记刘恕很冷静，很好，她劝导我说：“老蔡，两位钱老一起发怒、发话是很少的。你要认真对待，无论如何都要给个回音。你不回话，在态度上不合适，毕竟他们是领导。作为社长，我也不同意你不理睬的办法。你必须写回信，至于你怎么写、写什么我不管。”

我就跟编辑部讨论这个事。有一两位资深老编辑主张：“既然两位钱老都来压，我们就妥协算了吧，简单承认个错误，说我们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自觉没什么错误，不想这么屈从，就跟李醒民商量。李醒民说：“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是让你们来处理。我本人是不赞成简单认错了事这个意见的。”我觉得李醒民的态度是对的。我就提出，既然钱学森和钱正英指名要我来回答问题，那就不要编辑部负责，我以个人名义回答他们。

于是，我就以个人名义写了个材料。首先，根据刘恕的意见，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大意是：两位钱老对我们《导报》每期必看，而且看得比较仔细，这说明你们对《导报》很重视，我很感谢。写完这番话后，我接着说：由于在我印象中不记得马克思批判过马赫及其政治方面的观点，故而在审稿、发稿时未意识到文中内容观点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抵触。我以后接受教训，注意这类问题。也希望二位钱老继续关注《导报》，帮助《导报》把关。我并没有明确地说马克思没有批判过马赫，只说自己不记得有此事。写信前，我还跟涂秘书说：“我能不能在电话里向钱老报告一下我们的想法？我们编辑部约了好几篇文章，系列介绍几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关于马赫的那篇只是其中之一，我想把我们的编辑思想向钱老报告一下。”涂元季说：“钱老向来不接电话。他不是耳朵不好嘛。”涂元季拒绝让我跟钱老直接谈话。收到信后，大概他们也去查对了历史，发现自己的指责实在师出无名，后来，两位钱老也再没来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