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升迁调补（第4/4页）

开小差的人，并非都是犯了大罪而畏罪潜逃的，只因一个单位待久了，或是长官打骂得凶，或是打冲锋吃不饱，或是别的部队有高阶缺引诱等等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另外一个理由是离乡背井久了，动了思乡之念。但他们很少回到家，逃到半途往往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别的部队截走了。[108]“逃兵到了新的单位之后”如果发现新单位还不如旧单位好，又死皮赖脸地回来，那时候风气如此，大家都派了人在水陆码头乱抓人，抓着抓着，也许连派出去抓人的人，也给别人抓去了。老兵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兵不像开流水席般的来来往往，那就不成个部队样子。[109]

在陆军各兵科中，宪兵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成员具有中学以上程度。由于素质较高，如至前方部队，往往得任排长、连长，因此逃亡的比率较其他兵科为高。[110]

当时有关单位为了遏阻士兵逃亡的风气，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项：第一，严禁各部队收留逃兵。但是各部队均在缺员期间，一纸命令抵不过各部队长的自利立场。[111]第二，士兵逃亡如被抓回，各部队多用私刑加以处罚，但是也未能产生吓阻作用。[112]因此，逃亡的风气也就一直盛行，根据一项观察，在某些地方部队，若是一个老兵没有开过小差，甚至会被人视为“窝囊废”。[113]

更换工作单位虽然容易，但是各人的际遇却不一致。有的人由于更换工作单位而得以发挥所长，但是也有的人由于频换工作，最后落得一事无成。1938年，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主任韩汉英，即曾劝诫他的学员要立定志向：

现在学员当中，据我所知道的，有几位从前我当营长时，已经是当了优秀的排长和连长，但是经过了十多年事业还没有进步，变为一个失业的军官。这就是个人的人生观没有确定、没有认识，没有固定的宗旨，到这里和长官意见不合，到那边嫌阶级太低，跑东跑西，结果是一事无成。你们从前在部队的时候，在一个部队里当十年兵的有没有？没有的，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同时他的地位也一定提高了。我们再翻开历来的人事登记来看，某人在某机关服务的，两个月以后又到某师某旅，再过几个月又到某某学校，如此，跑来跑去，结果是一事无成。[114]

在士兵的补充方面，中国近代的兵源一向为募兵，至1936年起始推行征兵制。[115]抗战爆发后，亟需补充大量兵员，乃采用征募并行制，如1939年至1940年9月，共募集志愿兵近80营，各省又陆续将监犯35 000余名调服军役，[116]有些将领自行于家乡招募士兵，如杨森战前曾在四川广安家乡练兵三年，邻近县份经其训练的子弟，先后不下七八百万人。因此，抗战期间杨森不论抗战至何地，需要多少兵员，只要拍一电报返乡，地方上即会约齐人数，送至前方。农村子弟在征兵制度下，与其被征召至不熟悉的部队，尚不如自动投效杨森的部队。因此响应者日益踊跃，甚至在家乡自行做好军服，自己垫付旅费，至前方投奔杨部。[117]不过主要的兵源仍为征兵。计自1937年抗战初起，至1945年胜利之日止，全国实征募壮丁人数，共为14 049 024人。[118]学者刘馥曾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军事人力动员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的动员率（mobilization index，指平均每年动员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有0.4%，而日本为1.3%，英国为1.4%，美国为2.4%，俄国为3.0%，德国为3.8%。[119]

战时中国不仅在军事人力动员的程度上，比不上其他国家，征兵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又曾发生许多的困难和流弊，[120]其原因在于实施征兵所需的各项基本条件，在此时的中国社会并未具备，不能与征兵政策相配合。其中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户口行政不发达，以致影响壮丁调查工作，不仅无法取得有关人民的性别、年龄、疾病、职业、教育程度等资料，以为起、转、停、除、缓、免、禁役之参考，且无从分析各地人口组合，以作为分配名额的标准。第二，地方基层干部欠健全，对于兵役法令奉行不力，办理役政时，或为宗族姻亲情感所锢蔽而不肯征，或被豪强凶焰所慑而不敢征，或收权贵贿赂而不愿征，影响征兵成效甚巨。第三，国民所得普遍低，奉召入伍后待遇又不良，家庭生计顿时无法维持，使得一般民众视当兵为畏途。第四，国民知识水准不够，社会上仍流行“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对于征兵制度的真谛并不明了，往往规避兵役。[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