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升迁调补（第3/4页）

最后，拟对士兵升至军官的机会，略作探讨。北洋时期，由于各地军事学校的毕业人数过少，在数量上无法满足对于军官的需求，加上当时军队组织的阶层化尚不严格，军事学术又不发达，使得士兵升至军官的机会因而增加，有些甚至得以升至高位。[82]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全国的军官中，出身行伍者几达30%。根据战前的一项观察，行伍军官中文盲所占比率高达一半以上，而这些不识字的军官在此时至多仅能升至尉级军官。对于那些年纪尚轻而有志向上发展的中、下级行伍军官，政府则于中央和地方开办了一些训练班队，为行伍军官提供了一条升迁至校级军官的管道。[83]例如中央军校自1932年起设立的军官训练班，召训的对象即为各部队选送的初级行伍军官，训练的期限为半年，结训后发还原单位服务。[84]

抗战爆发后，中、下级军官消耗大，于是行伍军官所占的比例乃再度增大，其中约有一半在战时曾接受召集教育。抗战后期，战况较为和缓，中、下级军官需求减小，国军乃缩减机构，提高干部的素质，对于连、排长也开始要求以军校毕业者充任，使得一般士兵升为军官的机会大为减少。[85]根据一份《广州市陆军在乡军官会员名册》，收录有1947—1948年广州市现役及退役军官2 500人，其中军校毕业者约有330人，而出身行伍的军官，在此时多已退伍，显示出此时由行伍升至军官的机会，已是十分的小。[86]

（二）调补

军队如果想要提高官佐的素质，应实施各种调任，使每一军官能经历指挥官、参谋、幕僚、事务官、教官等各种职务，养成健全的人才，同时也可打破军队私有的积弊。军官佐于任职中的调任，根据1934年7月27日公布，1935年4月1日生效的《陆军军官佐任职暂行条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经历调任：军官佐应有本官科各种职务的经历，应在部队、机关、学校之间轮流调动，而不长久停滞于某一处。三者之中，尤以部队职务最为重要，凡军官晋级、晋阶，非先服相当期间的部队勤务不可，如日本尉官在队期间为4年，校官为2年以上；意大利每晋升一次，需在队2年，波兰则为1年以上。[87]国军人事法规虽然也有经历调任的规定，但是并未实施。1939年4月，始实施指挥官与幕僚的调任，至该年年底止共调任137员。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再订定《陆军军官实施互调暂行办法》，通令定期任职时，实施经历与职期调任。[88]但是未能推动，其原因为：（1）作战期间，人员更动确有未便。（2）少数部队长官狃于习见，视军队为私人产物，非其所属系统，不肯互调。（3）抗战期间，各级军官，学识程度降低，而实战经验增高。相互调职，以幕僚调队职多能胜任，以队职调幕僚，能胜任者实鲜。因此各部队仅在可能范围内，作少量互调，以示奉行法令而已，并无法普遍施行。[89]（4）中央规定，凡升调及投考陆大，均以曾任主队职与否为标准，因此军校及陆大毕业学生，一到部队，多喜带兵，而不居于参谋的工作，形成重主官轻幕僚的积习，部队中如以一上尉连长调升少校参谋，一般则认为是明升暗降。[90]抗战中期，国军开始强化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于是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而各级指挥官也渐能了解参谋的重要性。因此至抗战后期，在中央军的部队中，最受人敬重的指挥官或参谋官，系由“曲线”晋升，而非“直线”晋升；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多采“曲线”晋升，直接由排、连、营长的晋升，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曲线”晋升，是指在指挥职和参谋职之间轮流调升者。此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而“直线”晋升，则是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或是由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直升。前者有学识而缺乏实际经验，后者则有经验而缺乏军事学识。[91]抗战后期，各机关、学校、部队开始实施有限度的互调，[92]但是由于战乱及其他因素，成果极为有限。[93]

第二，职期调任：在一个单位过久，易生惰性，即平日的教育、纪律，也将逐渐松懈，其部属也因日久玩生，缺少刺激，而少奋发新兴之气；长官与其部属相处日久，更易产生私家军队的流弊。因此任何一个健全的军队，无不有职期调任的制度，如日本的军、师长，自抗战爆发后，仍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军、师长绝少在同一部队任职二年以上者。[94]根据国军军官佐任职规定，军官佐任同一职务未满一年者，除特殊原因外，不予调任；满三年以上者，除有必须留任之原因外，应予调任。[95]但是由于作战及事实上的种种困难，也未能实施。1941年，军令部于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中，建议军委会：“集团军总司令及战区长官，亦宜适时更动，以增朝气，而资振奋。”[96]1943年，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部队中的军长、师长，有五六年以至十年未调者，但也有甫及数月，即更动者，[97]凡此均非合理的人事制度所应有的现象。1945年，委员长蒋介石手令：中、初等官佐定期任职不宜举行，应先试行少将以上军官佐的定期任职。[98]试行成效如何，不得而知。[99]

第三，配置调任：指的是因为组织与编制变更，或职务的需要，或人地关系，而行调任，[100]此种调任较常发生于机关或部队扩编或缩编等突发状况，至于平时，除了因为人地不适而作的调任外，一般原阶、原职不升而调动者甚少。[101]抗战后期，国军有意推行大规模的人事交流，1945年，对部队上校以上主要队职人员人地不宜、学用不宜者，拟予以配置调任，[102]审查时并注意其职务、籍贯、学籍之不同亲属的回避。[103]该年年底完成候选名簿及归科名簿，并拟于1946年春季施行。[104]但是一般除了军对师有少数办到外，师与师、团与团均未能彻底实行。[105]

以上各类调任，均系出自各单位的主动，事实上更为常见的人事流动现象，则是个人为了获得较高的阶级、待遇，或是其他私人的理由，而更换工作单位。抗战爆发后，各部队主官为延揽人才，不惜以较高的阶级和待遇作为罗致的手段，以致同一资历者的地位，可以相差极大，造成人事上的紊乱。军令部对此虽三令五申禁止，[106]但是似乎并未能收到效果。一般人对于军中“就业市场”的消息，主要是来自同学、师长和亲友，如果对现有的工作环境不满意，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探听、介绍，运气好的话，往往有好几个工作机会可供挑选。又由于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因此除了高级军官换单位较困难外，一般中、下级的军官和士兵，行动均十分方便，甚至请长假即可离开服务的单位。[107]士兵“开小差”（逃亡）的情形，在抗战期间更是非常普遍。一位行伍出身的作家，对于士兵逃亡的情形，曾有以下生动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