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待遇福利

（一）待遇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待遇素称良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932年起实施国难饷章（见表2-2），薪饷稍减，但是仍然不差。

表2-2　平时及国难时期陆军官兵薪饷比较表

资料来源：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39—140页。

如果将战前领“国难薪”军人的待遇和四川农家的收入（见表2-3）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中校的年收入，即较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上等兵的年收入，也和耕地在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相当。

表2-3　四川农村收入（1931—1935每年净收入）

资料来源：陈志让：《军绅政权》（重排本），台北：谷风出版社，1986，第169页。

各部队由于经费来源均不尽相同，因此也未必完全按照中央所订饷章发饷，如财政部税警总团由于经费充足，因此不发“国难薪”，而仍发全薪；[165]第十九路军由于淞沪战役表现优异，海内外捐款甚多，饷源充足，因此也不发“国难薪”，一个少校的待遇即比中央军的上校还多。[166]至于陈诚的第十八军，则为节省军费，将“国难薪”再打九折发给，但是按月发清，从不拖欠。[167]至于地方部队，不少仍是采取委任经理制，即按照中央核定的编制总额领取饷项，然后按照实际人数发给。[168]

各地区由于物价水准均不尽相同，所以军人的真实所得也就有高有低。物价低的地区，如长江上游的一个部队中，战前士兵薪饷在扣除伙食费（不到一元）后，每月尚可存5—6元，[169]而当时湖南的一位小学教员，月薪只有4元，并且是以稻谷折发，而这样的教员缺，还“抢夺得打破头”；[170]乡间佣人工资每月仅需1元；[171]士兵3个半月的薪水即相当于1亩田的价格。[172]但是也有的地方部队，或由于经费不足，或由于克扣粮饷，以致官兵待遇不佳，如驻防湘西的地方部队三十四师，经费主要取自地方，根据沈从文的描述，“农民虽成为竭泽而渔的对象，本师官佐士兵夫固定薪俸仍然极少，大家过的日子全不是儿戏。士兵十冬腊月常常无棉衣。从无一个月按照规矩发过一次饷。一般职员单身的，还可以混日子，拖儿带女的就相当恼火。”[173]

自1931年至1937年之间，各地物价尚称平稳，官兵待遇也少有更改；1938年以后，物价渐趋上升，军政部为适应物价及核实补给起见，自1940年起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副食另发代金，其他各项给予也酌予增加。以后各年，官兵薪饷均有所调整。除一般规定外，某些官兵或因参加国外作战，币制互异，如入印、入缅国军；或因地方情形特殊，生活费用高昂，如驻新疆部队；或因编制不同，如青年远征军；各项待遇均另有规定，以适应实际需要。[174]

抗战期间的军人待遇，以上将及二等兵为例：1937年上将月薪240元，二等兵月薪7元；1945年上将月薪50 000元，二等兵月饷900元。1945年较1937年，上将增加208.3倍，二等兵增加128.6倍，中将至准尉，上士至一等兵所增倍数，大致相似。若与物价高涨至2 167倍相较，[175]其间真不可以道理计。

根据近人的研究，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对于各行业人口的冲击程度不一，其中以军公教人员所受影响最大，[176]而军公教人员中又以军人真实所得减少最多。从表2-4中即可看出战时在几种行业中，以士兵的购买力下降最多。

表2-4　各行业人员的购买力指数（1937—1945年）

* 此项数字仅系四月份购买力指数。

资料来源：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第262—265页；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8，p.63；Lloyd E.Eastman，Jerome Ch’en，Suzanne Pepper. Lyman P.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59。

一位中央军校十七期的学生，1940—1942年在校肄业期间，领军士饷，每月薪水扣除主、副食费后，领到的钱仅够买肥皂和草鞋；[177]1944年10月，一个二等兵的月薪50元，仅能买劣质香烟3—4包，火柴5—6盒；[178]士兵待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一般军官的待遇虽然比士兵高，但是也比不上其他行业，“与文职人员较，如小巫见大巫；与金融界较，更相差天壤”[179]。1941年时，少尉月薪42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乡下吃碗面，即需3元。[180]1943年元月15日起，大后方各省开始实施限价，重庆地区猪肉每斤14元，各种工资每月为500—1 000元，[181]而当时上校月薪仅为290元。无怪有营长生女因养不起而送人的事发生。[182]至1944年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竟然在昆明市买一包洋烟稍有余，而买一斤猪肉则不足。[183]高级军官，待遇也好得有限。如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周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是非常奢侈的享受。[184]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的待遇，即较其任职于银行的妻子少了许多，因此每月薪饷均全数汇给其子女，作为教育、生活费用，家中用度全由其妻子负责。[185]刘安祺于抗战期间由师长历升至军长，但是家中一直“连一个煤油灯都买不起，也很少吃肉”。[186]

抗战时期，如同战前，官兵薪资的差距颇大（见表2-5）。至于差距不规则变化，乃是由于多次采用“生活补助费”、“战时加薪”等名目调整薪资时，士兵均不在调整之列所致。

表2-5　抗战前后陆军上将、少尉和二等兵薪饷倍数比较表

资料来源：根据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259—260页）所列资料计算得出。

战前军人待遇良好，士兵薪资虽远比不上军官，但是比一般其他行业尚佳，但是抗战以后，军人待遇差，官兵的薪资差距大，即不免引起士兵的抱怨。[187]

战时军人的待遇不但偏低，而且时常拖欠。一项资料显示，1944年8月时，国军部队的军饷，有的欠一两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甚至有拖欠半年之久未发下者。[188]

军人所得的购买力下降，伙食自然也随之变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189]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190]而且转拨、搬运损耗，发至伙食单位时，常斤两不足，有时甚至领不到米。[191]副食方面，抗战时期可以1941年作为分水岭，1941年以前物价上涨尚不严重，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虽不多，饭仍可吃饱。1941年以后，普遍的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2]。1945年初，公订副食费为每月350元，每日平均不到12元，而汉中地区白菜一斤即需30元，豆腐、萝卜每斤各需20元。[193]因此根据1941年的一项调查，军队中的伙食，在蛋白质、脂肪和热量上，不仅远不如中、上人家，也比不上一般农民和工人。[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