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退役抚恤

（一）退役

1934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官佐服役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军官、佐服役至一定限龄，即退为备役。备役者，平时除受召集外，不服军职，战时则应召重入行伍。至备役期满，则予除役。[221]此项条例定于次年3月1日施行。[222]但是由于财政、人事及战事上的各种原因，服役制度一直未能推行；退役俸及赡养金给予规定，自然也未能明令实施。[223]

直至1945年，国军才开始办理退、除役事宜，颁行陆军官佐退役俸支付手续，各级退役俸给予标准，按现行给予三分之一为率，酌量增减其尾数，使成整数。1945年3月7日，计自准尉1 500元，至上将7 000元。1945年8月，复调整退役俸数额，计自准尉3 300元起，至上将17 000元；退役人员，除每月发给退役俸外，并月给退役粮，计年将官6市斗，校官5市斗，尉官4市斗。上项退役库，每年分4期由军政部发给，校、尉官先由县市政府垫发。每期退役粮，照当地官价折发现金；如需现品时，即以代金价款，向当地县、市政府折领公粮；其代金数额规定，每市斗平均1 000元。[224]

军事委员会自1944年开始办理退、除役，由于事先未曾在技术上研究妥善，发生不少缺点，如有的官佐在去年颁布退除役命令，至今年仍未领到退除役金俸，给予受命者许多困难与损失；[225]甚至有的“今天退了，明天又进来，根本无法清查”[226]。至于每月所领退（除）役俸额，约为原薪的三分之一强，以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形衡量，极难维持基本生活。1946年，军法总监部执行总监何成濬以上将阶级退伍，仅领得价值二条香烟的退役金。[227]无怪一位陆军少校1950年退伍时，“身上除了一纸退伍令，可谓一文不名”[228]。

至于士兵退役，国民政府时期虽曾制定若干法令，但是一直未能实施。由于士兵服役期长，常有老弱瘦衰，不堪服役，思乡心切，每趁机潜逃，因此军界人士屡有实行退伍制度的建议。[229]直至抗战胜利，实施复员，政府始正式开始办理。[230]

至于编余人员资遣费的发放，各单位的办法均不一致，视主官的政策及单位的财务状况而定。如1937年，川军刘雨卿部进行整编，共编余弱老官兵600余人，一律资遣返乡。服务4年以上者，照现行待遇给付4个月薪饷，每多一年者加薪一个月，临行前并举行盛大欢送会。由于如此安排尚合情理，故未发生意外事端。[231]又如战前孙连仲的部队在信阳奉命缩编。对于编余官兵，孙除申请中央发给三个月薪饷外，另依各人离家之远近，直、鲁、皖、豫人加发一个月，陕人加发两个月，甘、青、宁人加发三个月，作为路费。由于资遣费优厚，一些官兵甚至感激得落泪。[232]

（二）抚恤

军事抚恤，在北伐初期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理。1927年10月，国府奠都南京，即由军事委员军政厅恤赏科主管。1928年10月，拨隶军政部军衡司，仍设恤赏科掌管其事。1935年3月，军政部恤赏科并入铨叙厅，设抚恤科。1938年8月，伤亡人数日增，遂于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置抚恤委员会，主管军事抚恤事宜，第一任主任委员为陈调元。1939年1月，迁抵重庆，主任委员一职，改由何键接任。嗣后抗战军事进入艰苦阶段，抚恤业务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遗族的抚慰安置与游击区战区的抚恤等事宜，均包括在内。1941年3月起，于抚恤委员会之下，陆续增设13个驻省抚恤处，分区办理抚恤事宜。[233]总计抗战八年期间，已核准给恤官兵人数，为4 972 754人（见表2-6）。

表2-6　抗战期间抚恤伤亡官兵统计表

资料来源：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44—146页；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4。

表2-6显示，抗战初期的战况最为激烈，伤亡人数最多，但是抚恤人数最少，显示抚恤工作形同虚设。1938年8月，抚恤委员会成立后，抚恤业务逐渐成长，至1945年时，已有四分之一强的伤亡人数获得抚恤，但是从整体来看，抚恤的范围仍未普及，抗战八年期间伤亡者中获得抚恤的比例，尚不到10%。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项。

（1）各部队官兵清册及详历表，因作战散失或炸毁，无法呈报请恤。

（2）阵亡官兵家属因迁移疏散，流动性过大。与部队失去联络，无法调查。

（3）阵亡官兵无直系或合法亲属，例不给恤。

（4）士兵应征，系代雇或冒名顶替而来，一经阵亡，其姓名及家属均无从查考。

（5）轻伤官兵伤愈归队，照例均不请恤。

（6）作战后生死不明失踪者。[234]

另一方面，阵亡官兵遗族请领抚恤，所遇到的困难，则有以下各项：

（1）受恤人因不识字或不明白请恤的手续，往往托人代办书表、呈文，代办之人即乘机从中向受恤人敲索。领到恤金时，受恤人常仅能得80%—90%，甚至70%—80％。

（2）受恤人请人代办了书据，向县政府投递，往返动辄数十里或数百里，旅费已花了不少，找保证人也要手续费。呈文、书据投递以后，又往往数月、一年，甚至两三年还得不到回信，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无数次向县府催促，用费甚至超过恤金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2）有许多官兵殉职后，亲属得不到部队长的通知，他们或者从朋友处探听到不确实的消息，填具表格，由县、省转呈请恤，得到的批示，多半是“未据原部队呈报有案”；写信到原部队请求，又因原部队长对抚恤不注意，或以人事变迁，无法查明其事迹，也每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甚至数年还得不到结果和恤令、恤金。[235]

战时物价不断上涨，原有恤金数额，为战前制定，不足维持遗族及伤残官兵最低生活，政府乃逐之设法提高恤额，自1942年起，抚恤金额照恤令所载数目加倍发给；1944年再加发1倍；1945年起，改照退役库数目，比照增加恤金。恤金种类，在抗战前原规定只有一次抚金与年抚金两项；自1944年起，增列特恤金及救济费，1945年增列公粮贷金。[236]虽然如此，恤金数额仍然过少，不为遗族所重规，因此请恤者为数寥寥。[237]抗战胜利后，情况依旧，一位中级军官负伤后，所获恤金12万元，尚不足买1分金子，而只能买一条不锈钢表带，令人啼笑皆非。[238]

除了中央的抚恤制度外，一些单位也每多视财务状况，各自实施特殊的抚恤办法，如战前胡宗南于第一师师长任内，曾创立伤兵年会制度。每年6月间于师部所在地，召开伤兵年会，邀请退伍伤兵与会。会前半月，即于全国各大报刊出通告，所有伤残均于开会日期由各省县陆续到达，甚至有自内蒙古及东北来者。自报到日起，即进住招待所，每日三餐，极为丰盛，并可凭出席证至当地影、戏院、旅社、浴室各处任意游憩。自第二日起，上午有一小时半政治课程及一小时半小组讨论，午后即自行息游。第七日起正式开会，同时邀请地方党政军首长出席。次日，依伤残年资、等级，发放慰问金（一上等兵即可领到银圆150元）。最后三日，师长胡宗南每晚必与伤残共餐；并于最后一日闭幕式中勉励全体伤残，返乡后应安分守己，服从地方长官，努力生产，作良民楷模。这种盛大的伤兵年会，其干部以为，“就是铁石心肠，也要流出不少的眼泪”，具有良好的效果：一方面鼓舞了士气，逃兵因而减少；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开拓兵源，凡第一师招兵，未及一月即可告全，退伍伤残人员在乡的宣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239]又如陈诚部第十八军军长任内，曾创办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收容本军的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240]至于在戴笠所领导的军统机构中，凡因触犯工作纪律，或背叛工作任务而被处决者，其家属则视同为工作而牺牲者的家属，予以抚恤，照顾其生活及子女的教育。据一位军统人员表示，军统人员愿意忠心追随戴笠，死而无怨，此项特殊措施为原因之一。[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