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参谋出身背景与素质的分析

参谋业务至为重要，在平时即为筹划国防、指导建军（或训练），在战时则辅佐统帅及各级指挥官指挥作战、办理攸关作战的一切业务。因此，担任此种业务的人员，当以较一般军官素质优秀者为主。以下爰将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分为高级和中、下级两类，分别对其出身背景和素质加以分析。

（一）高级参谋

高级参谋的分布广泛，此处仅以军、师参谋长作为分析对象。

表4-2　军参谋长出身背景统计

* 缺额2员未列入计算。

资料来源：委员长行营第一处统计室编《全国海陆空军舰团队长以上主管概况表》，未注出版地点，1935；《二十八年度各军师参谋长考成比较表》，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69/109，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毛笔原作），图2，1944年，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表4-2显示，军参谋长出身陆大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35年时仅占15.7％，至1944年时已增至69.9％。出身保定军校者所占的比例，则有显著减少。1935年时占25.7％，至抗战结束前，仅占7.1％。至于出身中央军校者，则仅有小幅增长。

1945年5月，一份军令部所制军、师参谋长候选名册，其中收录军参谋长候选人77员，均为陆大毕业，[20]显示至此时陆大学历已成为担任军参谋长的必备条件。

表4-3　师参谋长出身背景统计

* 缺额35员未列入计算。

资料来源：同表4-2。

表4-3显示，师参谋长出身中央军校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35年时仅占6.8％，至1944年时增至28.7％。出身保定军校者，则有显著减少。1935年时占35.6％，至1944年时仅占3.4％。至于出身陆大者所占的比例，则有不规则的变化，1935年时为19.8％，1939年骤增为48.0％，1944年又降为32.4％，其变化原因仍有待分析。

1945年5月，军令部编制了一份军、师参谋长的候选名册，收录有师参谋长候选人95员，其中60人（63.2％）出身中央军校，18人（19.1％）出身陆大，[21]显示至抗战结束前，师参谋长仍是以出身中央军校者为主。

如前所述，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由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年限过短，学生所学有限，能够进入陆大深造者，一般说来，在军事知识的技能方面，均能有相当大的增进。不过，陆大教育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22]

一般说来，各军的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师参谋长多为中央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而且随着出身陆大者的减少，有日益低落的现象。[23]

虽然陆大毕业的参谋人才，能力一般较高，但是杰出的参谋人才也并非均出身陆大，抗战前的蒋方震和杨杰即不是出身陆大；抗战时期被誉为“标准参谋长”的郭寄峤，也不是陆大的毕业生。郭为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原在东北军；东北军改组后，转入唐生智部；唐失败后，至卫立煌部，[24]以参谋能力卓越，不次擢升。抗战期间，历任第一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二战区副长官部兼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等职。历年转战各地，战绩卓著。其最著者，如1939年忻口之役，歼灭坂垣征四郎大部，使华北军事得以从容部署；1938年至1940年，扼守中条山、太行山，阻敌强渡黄河打通平汉路企图；1944年，豫西、陕东诸役，也有非凡的表现。[25]当郭担任第一战区并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时期，卫立煌另兼指挥冀察战区，并负支援苏鲁战区后方补给运输之责，战区广达十省，故郭每日需阅读及处理来电五六百件或以上，至于一般公文处理，则不计其数，其忙碌情形，可以想见。每日工作时间，通常均在二十小时以上，全赖中央分发至战区经选拔几位军校毕业同学在旁日夜协助。郭在每次战役中，可以长时间不睡；工作紧张时，也可以两三方面同时使用眼、耳、口、手答对，或批公文，或口述命令。[26]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标准参谋长”的地位，绝非幸致。

（二）中、下级参谋

依据1935年参谋本部制定的《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各级参谋需经参谋本部审核遴选，合于下列资格之一者始得任用：

1. 曾在国内外陆、海军大学校毕业者。

2. 曾在国内外陆、海、空军各专门学校毕业，及在国内外陆、海军军官学校、航空学校毕业，并任军职三年以上者。

3. 与军官学校相当之其他军事学校修业在一年半以上，毕业后曾任军职三年以上，有参谋能力者。[27]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担任参谋职务者，应以陆大毕业者为主，但是事实上，由于陆大教育的不发达，致使参谋人员大多出身军官学校或军事专门学校，边疆部队甚至有文学校出身者。其中除有少数优秀者外，一般均与参谋应有的水准相差甚远。[28]

抗战爆发后，下级军官缺乏，遂急造以应部队需要，不仅将军校正式班期缩短年限、减少课目，且增设许多短期训练班，致使军官的素质无形降低，而其中一部分充任中、下级参谋职务，参谋的素质也因此降低。[29]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国军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仍有三分之一强。[30]1944年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委员长蒋介石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31]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出身短期训练班者间亦有之，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