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军对交战国密码的破译

直至1941年12月日美开战前，日本陆军的假想敌一直是苏联，因此其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系置于破解苏联红军的密码。1936年，关东军的情报部门成功的破译了苏联红军的四位数字密码，1940年更破译了苏联空军的四位数字密码。[61]日本陆军破译密码的能力，虽然无法和英、美相比，但是靠着从大使馆窃取密码本，也能够解读中阶的英、美电讯。[62]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日本陆军破解密码的人手如能增加，其能力应可与英、美相同。[63]如果与中国相比，更是遥遥领先。根据一位学者的估计，至抗战爆发时，日本破解中国密码的能力，平均已达80％—90％，且不论是外交或军事密码均可有此比率，[64]不过唯一的例外是对中共的情报，日本陆军直至1941年2月才破译了部分共军的电码。[65]1938年国军改进其密码系统，改为“特密”（mixing compound words），1940年10月国军主要部队又开始采用重复密钥系统（the repeating key system），使得日军的破译工作略受顿挫，不过整个抗战期间仍能维持70％—80％的解码能力，对于在华重要战役贡献甚大。[66]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留用百余位曾破译中、苏密码的日本陆军密码专家，命其继续破解苏联密码的工作，直至战后台湾，他们曾成功侦译苏联远东舰队部署及苏联研究核武器的电讯资料。[67]日本陆军电讯侦译能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日本海军的情报部门，自1909年起即将其情报搜集的重点置于美国，并且自20世纪20年代起介入密码侦译活动，不过由于人力有限，成绩比不上日本陆军对苏联的情报工作。虽然如此，日本海军仍然成功的破解了英、美及中国的外交密码与部分的军事密码。[68]

电讯情报工作除了电讯侦译，还包括反情报能力。近代日本所使用的各种密码中，最常为外界（甚至包括本国的其他政府部门）破译者，即为外交密码。日本外交密码，最常用者为LA码。其特点为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假名字母，有时代表一个汉字，极少情况下，也用来表示两个汉字以上的词或词组。这种密电通常以LA开头，故习性上称为LA码。LA码主要译发各驻在国重要报刊文章的摘要，及驻在国政府、党派和舆论界的政治、军事、经济动态，故数量极大，占日本外务省和各驻外单位往来密电的30％—40%。1935年为温毓庆所破译，不过外务省仍继续使用至抗战结束。至于池步洲所破译的密码，则为较高级者。[69]1940年8月，日本外务省突然提前更换了一种复杂的密电码本，对中国的破译外务省系统密电造成很大的困难，破解能力由可以破解60％—70％降至40％—50％，此种情况持续一年之久。[70]不过1940年9月，美国陆军电讯情报部门在弗里德曼（William F. Friedman）的领导下，破解了日本的高阶外交密码（PURPLE，据近年的研究显示，英国、德国与苏联也能破译）。虽然如此，从日本外交密电中并不能得知日本的军事计划。[71]

日本空中武力的密码，由于在使用上不能过于复杂，以免花费时间太多失去时效，所以也较易破译。[72]日本的海军密码，虽然在珍珠港事变前即曾被英、澳、荷、美等国联手破解，但是后来经过改良，尤其是1940年12月以后所用的JN-25b，则直至1942年5月才被美国海军情报单位的Joseph Rochefort所破译。至于日本陆军的作战密码，则直至1944年1月才被同盟国联手破译。

至于国民政府的电讯情报工作，在电讯侦译方面无法和先进国家相比，自是毋庸多言，即使在电讯保密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如军统），一般机关和部队也普遍做得不好，经常为美、英两国所抱怨。[73]对于英、美电讯情报官员来说，在太平洋战场最麻烦的问题即为如何和中国合作。早在1942年1月，英国即表示不敢与中国人交换情报，因为怕泄密，泄密的管道不只是日本的间谍，而且也是由于日本人破解中国的密电。1942年英国驻华大使首次向蒋介石抱怨此问题，蒋表示理解并要求英国自印度派遣一密码专家协助中国改善泄密问题。英、美也分别调拨新的设备和密码表（cipher tables）给中国，但是情况并未改善。[74]另一方面，英、美也未必真想协助提升中国电讯保密的能力，因为如此将使英、美破解中方密码变得较为困难。英、美在此种矛盾心理的影响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不让中国接触到重要资讯。[75]因此，直至二次大战结束，英、美始终无法推心置腹与中国进行电讯情报的交换；[76]中国方面也未能经由中美合作所或中英情报合作计划，取得任何英、美的电讯情报。更重要的是，同盟国在进行战略及政治上的全面规划时，常基于中国无法保密的理由，不让中国参与，例如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对中国至为重要，但是中国却被排除在外，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77]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电讯情报。中共的无线电通信和密码，在江西时期已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其保密技术已超越国民党，因此已非毛庆祥等人所能突破，后蒋介石曾悬赏，凡抄到一份中共电报有奖银元10元的规定，可见其需要中共情报的迫切情况。[78]日本的电讯情报单位，对于中共的密码，也曾努力破解，直至1941年2月28日才首度破解成功。[79]不过中共自1940年年底开始采用乱码（random digits），电码加密能力提升，根据日本陆军的观察，明显胜过国民政府。[80]因此，即使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宣称其对中共所发动的几次攻击，事前曾掌握资料，不过就整体而论，日本在华陆军仅能间续性地破解共军的密码。[81]至于日本军部则认为其主要目标为国民政府，而非中共，[82]因此对共军情报较不重视。日本军部情报圈内甚至有人认为，其研究中国问题的官员对共军了解的程度，尚比不上研究苏联红军的官员。[83]

至于军统对中共的电讯情报工作，以驻西安的电讯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为例，直至1946年，仍仅能研译陕甘宁边区往来的贸易密电，供胡宗南作封锁边区的参考，对共区的军政电报，则从未破译过。[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