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第2/6页）

山海关一战，大顺军虽然损失惨重，但主力尚存，李自成完全可以通过节节阻击，有计划地撤退，既避敌锋芒，又不断袭扰，消磨清军的锐志，以图伺机反击。遗憾的是，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索性一溃千里，将整个黄河流域拱手让出，开局的优势被消耗殆尽，大顺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怀庆战役，又是李自成在关键时刻下的一着臭棋，硬逼着自己从被动走向绝境。

按理说，李自成能够主动在中原反击，显然对清军很不利，为什么说是一着臭棋呢？

——勇气与精神可嘉，但你得把时间算准了再打吧？

李自成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选择多铎大军刚进抵黄河的时候发动大规模攻势，这不是故意找收拾吗？

如果李自成能够等待一段时间，待多铎军队离开河南并与弘光的军队交上火之后，再集结兵力，在中原一带发动大规模反击，境况明显要有利得多。届时，多铎即便想抽身回撤，恐怕短时间内也难以抽身，更何况远水解不了近渴。

李自成的这步棋实在是臭得可以，大顺军虽然在怀庆府取得了局部战场的胜利，但要老命的是，这场胜利引起了多尔衮的警觉，命令正准备南征的多铎大军悉数转而向西。李自成替弘光政权暂时解了围，做了一次损己利人的“活雷锋”。

多铎挥师西向后，迅速扭转了河南西部的力量对比，李自成的大顺军又成溃败之势。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发动潼关战役，大顺军的大将刘宗敏战败。次年正月初四，刘芳亮部也被清军击溃。李自成亲征迎敌，大顺军还是屡战屡败，局面十分被动。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十一日，已无胜算的李自成撤回西安。次日，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已经向清军敞开。十三日，李自成率残部弃守西安，经商洛向河南伏牛山一带撤退。十八日，多铎大军进抵西安。

收到多铎的捷报后，多尔衮命多铎将善后及追剿等事宜悉数交付阿济格，率部执行原定作战计划，继续南征。

二月二十四日，多铎大军抵达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准备经短暂休整后，在三月和四月间南下，一举夺取南京。

从十月发动怀庆战役，到次年四月多铎再次南征，“活雷锋”李自成以大顺军惨败为代价，为弘光政权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

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弘光政权完全可以挥师北上，呼应李自成的大动作，彻底搅乱中原态势，局面或许还能有所转机。事实上，弘光政权面临的机遇，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以前南京朝廷不敢贸然北进，或许是担忧北京的清军大举南下，而此时全然不必有此后顾之忧，“活雷锋”李自成已经牵制了绝大部分的清军主力。多铎、阿济格两路大军被李自成吸引到了西线，清军大部主力都在跟大顺军残部纠缠，黄河一线只有肃王豪格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进行防守。

神佑大明，良机天成。天赐不取，必受其咎！

在南方，并非所有人都是脓包，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山东总督（名义上的）王永吉、江西总督袁继咸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朝廷派兵北上。其中，袁继咸的话非常切中要害：清军没有大举南下，因为顾虑李自成，如果李自成歇菜了，咱们也得玩完儿。（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

作为一个政权，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真理掌握在说话不管用的人手里。

在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为代表的实权派看来，北上的建议实在太不靠谱。既不符合“联虏平寇”的既定国策，又是自不量力的鲁莽之举。清军不南下已经是菩萨保佑、阿弥陀佛了，人家放你一马，你还主动贴上去挨揍，这不是犯贱吗？

唇亡齿寒？什么唇亡齿寒！大明弘光继自道统，怎么能跟流贼，特别是跟逼杀君父的流贼有唇齿之论？尔等是何居心？

由于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坚决反对，北上之事只能不了了之。该贪的继续贪，该混的继续混。

“三大疑案”

虽然没仗打，但“南混”们一刻也没有闲着，反而是忙得晕头转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发生了。

根据不言自明的惯例，加一个“南明版”，实际上想说明它是山寨的。“三大疑案”的原创是发生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原创版的“三大疑案”很复杂，天启在位七年，加上崇祯在位十七年都没有把这几桩案子彻底搞清楚。远道而来的满清政权更是抓瞎，然后越传越玄乎。即便到今天，“明末三大疑案”都还是众说纷纭，谜影重重。

为了把山寨版的“三大疑案”搞清楚，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原创版“三大疑案”的经过。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

前面提到过，万历皇帝、郑贵妃与东林党围绕着“废长立幼”的问题，展开了耗时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最后以东林党的胜利而尘埃落定。

就在万历皇帝向东林党服软，正式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后不久，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棍，只身闯入太子的寝宫，并打伤守门太监。

由于案发时间极其微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郑贵妃指使张差暗杀太子。但是，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并不打算深究，只是将行凶者张差判定为“有精神障碍”，匆匆处决了事。

——“红丸案”，发生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

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去世，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顺利即位，改元泰昌。十天后，泰昌皇帝便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自诩为“仙丹”。泰昌皇帝先后服用了两粒，果然“成仙”，于次日不治身亡。

对于这次“医疗事故”，进药的李可灼罪责难逃。首先，他不是太医，属于“非法行医”；其次，药效相当快，果然是药到病人除。但是，首辅方从哲竟然拟遗旨犒赏李可灼，令人不生疑都难。

东林党用十五年时间保下来的太子，即位才一个月便呜呼哀哉，更何况其中大有玄机，“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人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大家再一次联想到了后宫，认为李可灼是受郑贵妃及泰昌皇帝的宠妃李氏主使，加害朱常洛谋求篡政。

围绕此案，群臣再次展开激烈对抗，新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只能在天启二年（1622年）将李可灼等人流放，勉强做个了断。

——“移宫案”，紧接着“红丸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