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困境（第4/6页）

场景二：田见秀等人苦苦等不来李自成的消息，他们会怎么办？

他们可以选择继续逃亡，疑问就出现了：李自成遇到伏兵全军覆没，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当然，可能是田见秀等人瞎编的。

还有一个疑问：假设田见秀等人不知李自成生死，在饱受何腾蛟欺凌的时候，群龙无首的大顺军将领都能想到投靠清军，却为什么没人提出找李自成？——无解。

由此看来，田见秀等人确切地得知了李自成的死讯，这才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主帅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亲自带人前去“探路”，结果一去不返，这些部将当然要派人再去打探。这一打探，就探回了李自成遇害的消息。（有的史料说，李自成的“二十八骑”中有人侥幸逃脱，赶往大部队报了信。）

也就是说，李自成及其卫队被乡民武装干掉了！

他是兵败后自杀，还是被对方所杀？——田见秀等人不知道，因为他们派人去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挺那儿了，自己抹脖子还是别人抹的脖子，不是学法医的一般还真看不出来，但至少排除了自缢的可能。按照历史惯例，阵前自刎是归入“战死”一类的。

抽丝剥茧地说到现在，我们已经锁定了李自成“他杀”的死因（含阵前自刎），最后剩下一个细节：乡民武装是误伤李自成，还是故意干掉李自成？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只能宣布投降，不是没法解，而是答案有问题！

什么叫误伤？——如果乡民知道对方是李自成，就绝对不会与之为敌！

什么叫故意的？——乡民杀的就是李自成！

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不大可能发生。

那时候没有电视，如果李自成不自报家门的话，乡民是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闯王”的。李自成报了姓名，结果还是死了，“误伤”可以排除。

当然，也可能李自成还没有来得及报家门，就被稀里糊涂干掉了，这是可能的，但并不能得出乡民不会杀李自成的结论。

如果是乡民故意跟李自成过不去，这就匪夷所思了，人家虽然被阿济格撵着到处跑，但手上还是有点货的（十几万人），哪支民团会活得不耐烦？

再者说，如果乡民故意杀李自成，动机只能是请赏，但阿济格从始至终都没有遇到过，否则早就向多尔衮奏报了，而不会含糊其辞地说“身死是真”。

到底怎么回事呢？

该揭晓答案了：李自成带着二十多人闯入了乡民的地盘，被一群希望远离战祸的乡民干掉了。

或许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闯王”，或许乡民根本没有兴趣知道，他们的初衷仅仅是保护乡野的宁静。

军商才是王道

说完李自成的谜团，咱们继续回来说朱聿键。

丁魁楚、何腾蛟不过是“土皇帝”，充其量就是各整各的“独立王国”，除了不听调遣以外，并没有对福州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朱聿键真正的对手，是盘踞在福建的“地头蛇”——郑氏集团。

这个集团主要有四个人：平虏侯郑芝龙、定虏侯郑鸿逵、澄济伯郑芝豹、永胜伯郑彩。其中，又以郑芝龙的势力最为庞大。

郑芝龙，号飞黄，福建泉州人，身世极富传奇色彩。少年郑芝龙在老家度过的十多年时光并不怎么愉快，因为他“性情逸荡，不喜读书”，三天两头挨他爹揍。天启元年（1621年），十八岁的郑芝龙离开老家，先在澳门跟舅舅学习经商，来往于东南亚各地。不久后到倭国学习剑术，并投靠了李旦的海盗集团，深得李旦的信任。李旦死后，郑芝龙接管了这个集团，一边走白道（做正常生意），一边走黑道（走私、海盗）。

天启四年（1624年）秋，郑芝龙到台湾发展，归附颜思齐为首的倭寇，很快又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驱逐，辗转回到大陆。

次年，颜思齐挂了，郑芝龙又联合其他倭寇首领，建立了一支实力相当庞大的武装商业船队，依然是一边做合法生意，一边抢劫加走私。

郑芝龙想垄断福建的贸易，又要跟死赖在台湾的荷兰势力抗衡，没有一个靠山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年）接受了明朝的招安。有政府作为后盾，郑芝龙很快就扫清了曾经的“合伙人”，先后升任总兵、都督。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击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自此，郑芝龙完全垄断了福建的对外贸易，一跃成为福建首富。

商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儒商？官商？错！军商才是王道！

郑芝龙手下有二十多万的军队及三千艘大小舰船，完全垄断了东南沿海与倭国、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对外贸易，想不发财都难！

弘光时期，朱由崧册封郑芝龙做了南安伯，委任为福建总镇，正式承认郑芝龙执掌福建的军政大权。

在这个势力相当庞大的集团面前，朱聿键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傀儡。为了笼络好这个傀儡，郑芝龙还是挺够意思的，又送美女又送钱。

如果换作朱由崧，也就糊里糊涂地凑合过了，偏偏朱聿键是个宁死不做“孬种”的“愣种”，不愿意做郑芝龙的摆设，他希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在自己身上终结。

福州政权建立以后，在朱聿键与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激情上演。

朱聿键就想跟郑芝龙扯清楚一个问题：咱俩到底谁是爷？

郑芝龙有兵权，朱聿键只有龙椅。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朱聿键能想到的第一招，自然是“以文制武”的朝廷制度。宋朝和明朝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一招是相当管用的，而且明朝的制度也是这么规定的。

这个“祖制”在和平时期无可争议，但在战乱时期，朝廷所倚重的武将难免有些不服气。不过，由于文臣控制着财政，拥兵自重的武将并不敢蛮横得太离谱。即便是弘光时期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表面上还是要服从马士英、史可法等文臣的节制，不然没了军饷，只有喝西北风。

到了郑芝龙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拥戴朱聿键的“定策之功”，又在福建一家独大，不仅军事实力庞大，还掌握着福建的经济大权。说得直白一点，郑芝龙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文臣空有一张嘴壳子，手握一支笔杆子，力量严重不对等。

文武力量如此悬殊，特别是财政还掌握在军队的手里，“以文制武”无异于痴人说梦。果然，郑芝龙很快就向文臣发难。

——首席武将郑芝龙、首席文臣黄道周，都是首席，上朝的时候谁排第一位？

按“以文制武”的“祖制”，当然应该黄道周排第一，但郑芝龙坚持“与时俱进”，用实力说话。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朱聿键表态，支持黄道周的意见，按“祖制”行事。郑芝龙不好为这么一点小事当廷翻脸，只有先忍下这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