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第2/6页）
我们到东京时，几个曾经远行过，或有力远行的人，都在想离开日本。与日本人处，很容易谈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义侠之士同情而帮忙，然是危险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险。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热情而又小器。对中国政策亦矛盾，以他们义侠之气，很要帮中国革命成功；以他们要蚕食中国，又很怕中国强盛。这点，熟悉其情的人并不少，不得不存“敬而远之”之心。在东京，一日膺白去参加一个追悼会，是李协和（烈钧）先生发起，一个日本人加藤君为中国革命而死，还是辛亥前后的事，大概协和先生始终和他的家属有联络。这日膺白回来，盛赞协和先生，说他称加藤的母为母，而加藤的子亦以父称之，不愧对邻邦一个为我国而死难之士。过了不久，协和先生从东京一路游逛到长崎，他出门一向有两个日本警察保护。一夕，他装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来请警察回去，次日还是病酒不能起身，实则他称醉之夜，已登舟行矣。香港日本领事馆报告，过港舟中似有李烈钧其人，长崎日警始发觉，当事者且受申斥。此行动近于戏剧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开，而得保护，离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离去。
中国在日本学陆军的人，辛亥前只有政府官费，不若后来各地军阀各自派遣留学生。当时对本国只有一心。自第六期起，热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六、七两期为“丈夫团”之中坚，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后任本省要职。李协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宽，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韵松（声涛）、广西林荫青（虎），均在江西任事。后者是膺白在南京办理编遣时，协和先生电调之人，带一团兵去江西。二次革命战事虽无几，而林虎将军战绩，在日本报纸为惟一英雄。亡命时，江西出来高级文武人员最多，而协和先生亦为特别受注意人物。膺白与之因“丈夫团”关系，又与彭程万、俞应麓二人同习测量，同在日本乡间相处，因此江西的朋友独多。学测量的人不入士官，但当时习军事者较为团结，故上述六期七期云云，均以官费学陆军为准。
我们初无远行之计，但感觉必须静定下来，不是消极，即积极亦须静定而后能知虑。我们悔悟在国内时生活昏沉，失败乃意中事，多数的人谈政治不看书，不求进步。在东京看见国内的报纸，称我们为“乱党”，舆论无力而无公道，是我们最痛心一件事。膺白劝人乘闲读书，自己关起门来读书。他自编文法教我日文，中国人学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买书价廉物美，欧美各地新书有极快途径到东京书店，或很短时间译成日文。他说放弃这机会是可惜的。他并不强我学日语，学日语与学其他外文同，需要时间与机会。他为我打算，能看书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我们的房东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儿和一无母外孙女，住在楼下，楼上两间房让给我们。日本房间仅有纸障隔分，两间等于一间。家具只一矮几，供写字用。他们男女多能悬手写字，女人的字同样有笔力。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盘茶，围炉坐在厚而软的垫子上。炉是一只磁质炭盆，水壶放在炭火上，烟灰头弃炉灰中，一坐下来，煮茗含烟，尽在方丈之地。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极重伤寒症，病愈饮食不慎而复发，亡命后肠胃久不恢复正常。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势不惯，甚苦，遂买了一张书桌及两把坐椅。膺白很喜欢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酱汤，故将早饭包给房东，有时午饭亦参加她们的烤鱼和煮黄豆，因此厨房的事十分简单。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们太讲究吃，他对饮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老太的外孙女八重子，是一个十二三岁的中学生，每日放学归亦来招呼我们一声，叫我们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欢她的安详。我和膺白亦称老太为伯母。后来我们离开日本，几年后再度经过东京时，老太定要我们吃她一顿饭，只烧一样菜，是照我在她家做过的火腿炖鸡，人情味同中国前一辈的人一样浓厚。
上章说过替膺白买书的江口先生，对我是膺白的助教，来一次总要讲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给我听，如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组过阁）的太太、广濑中佐（日俄战争封锁旅顺口而自沉，日人视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军神）的朋友等等。他不知道我是从小已经受过这类刺激教育的人。膺白常怪他买书时选择太严，费时甚多。这种爱书而不随便化钱的穷读书态度，实是可敬。吾家日文书大半经过他手，在中国时，他来的信里常是书评，即不买之书，亦说点内容和所以不买的理由。这样的人在日本极平常，我看了认为很难得。他曾经告我，所识中国学生中，膺白是极爱书的一个。我当时还未到过欧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厂，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读书人为中国社会中坚分子”一个观念，不禁惶惑起来。
那时日本还没有实行减简汉字，他们的中学里就有汉文教科书，我曾买一部看，而无机会听如何讲读。日本早期的学者和开国的元老，大都精通汉文。我见过的书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写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体。日本人亦多能汉诗，上面说过犬养《木堂诗集》。平常背得出几句中国旧诗，谈吐中不经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还不少。日俄战时的东乡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学，在日本盛于在中国。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国，日人尊为军神，他的“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作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绝句，为国家杀敌制胜而归，胸怀若此！这些，在我们亡命时，都重新添一番感触，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国里流无辜的血！
日本人虽受中国哲学影响，他们没有取我们的“家族伦理观念”。他们的爵位传长子，财产亦然，家庭间有独立而不倚风气。但很重视我们的忠和义。武士道训练由此。他们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亲，以此完成社会秩序。两千多年前我们孟子的一个学生发问，假定舜为天子，瞽叟杀人，皋陶为士，则如之何？这问题实在很好。皇帝的父亲犯了罪，舜是圣人做皇帝，皋陶是圣人做法官，如何处置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两段，他第一句说：“执之而已矣。”而第二句说：“舜弃天下如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他对法律主张严格，而对伦理亦婉转维持。日本戏剧里，有做警察的儿子对犯法的父亲，经过种种悲痛不忍的姿势，而终拿出手铐来。他们的教育，“法”与“情”之间，从“法”。他们的汉文书里有一课，大意如下：某某先生问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为大将，孟子副之，来征吾国，如何？”弟子不能对。先生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效死，击退之。”此即孔孟之教也。他们虽曾崇拜过我们的孔孟，然时时谨防受麻醉，他们对国家大义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