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第2/5页)

复辟仅昙花一现,然北京、天津两处曾挂出不少龙旗。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平日维持地方秩序不算坏。他藏有清廷龙旗,此时自诩有先见,不必临时张罗。有警厅为倡,商店自然不能不挂旗。小学生已看惯民国五色旗,嚷着何故满街“长虫”?北方称蛇为长虫。龙虽曾象征帝王尊严几千年,六个年头的民国,新生的一代已别有眼光,龙蛇不分了。

性元转学女师附小,合我们原来计划,以后升学等等,均不必操心。她的教师已多是我的同期或后期同学,我送她去考,避嫌不去问讯,过几日到门口看榜,看到性元名而放心色喜。门房不认识我,问,考上了吧?他不知我在这里时,性元还未出世。以后每星期六,不是我到女师访陈莲峰(翠琬),王迂怀(襄),顺便接性元回家,就是她二人与性元同来访我,成了定期必晤之客,每晤必共饭,几小时上天入地倾谈为乐。我不在天津时,性元的一切由莲峰代为照顾,性元始终敬事她的“陈先生”。莲峰是旧式冲喜做亲,嫁时夫已病重不治,一生事母又事姑,待人热心,有甚可敬之事。抗战后性元由渝归来,还四处找她,我知其在天津依一侄女,辗转托人打听无消息,恐已物故。

我到河北天纬路访莲峰、迂怀,膺白常同行去访他的一位朋友张敬舆(绍曾)先生,张家住河北四马路。膺白不去,则敬舆先生来访,来亦必久坐。北方人有盘腿坐炕习惯,据说谈得起劲,他会脱鞋坐在那张橡木厚垫大椅上。我不参加他们谈话。他们谈到饭时,同去吃餐西菜,餐毕膺白回家,让他自去追求嗜好。膺白曾几次劝他,虽终未听,亦不以为忤。后来膺白写稿事忙,与他约两星期相晤一次,是他来而膺白不去,曾作一很可笑的约,倘两星期中不改所劝,则进门他鞠一躬,否则膺白鞠一躬。前者表示认错,后者表示敬佩。除私生活,他要算北洋军人中少有南北新旧之见的一个,冯焕章(玉祥)先生是其任二十镇统制时的营长。辛亥革命,二十镇驻滦州,有人论他优柔寡断,不能在北京之背树起一帜,有人谓其电请清室颁布行宪十九信条,甚有力量。膺白对同志或同学,不论派别,不论先后,极易生感情做朋友,张先生是留日早期同学。半世纪以前与今日不同,二者均属难得,我亦如此,朋友大概都从同学而得。敬舆先生亦有劝膺白之事,他劝膺白“和光同尘”,即使心里不以为然,勿使对面的人感觉,他写信给膺白后面请“谦安”。张家有一件难得的事,儿子收入都交给老太爷。老太爷很会计算,据说他在租界买地,租地造屋成了闹市,获利甚丰,而日用开支甚紧,车子坏了修理太贵,老太爷说不要修吧,敬舆先生出门就雇胶皮,胶皮是北方的黄包车。我偶然到张家,太太们都招待殷勤,各房要让茶让烟,吃饭定要添菜,诉苦说老太爷规定的例菜是难以下咽的。我吸纸烟是在张家情不可却时开始,频频喝茶以减辣味,很经过一段苦功,如此则尽礼而退。从此我吸纸烟廿余年,抗战时一日决心戒绝。

天津租界有一男一女的学校,我同膺白各人拥护其一,而亦互相帮忙。竞存女学在日租界芙蓉街,前面已经提过。浙江旅津公学在英租界耀华里,校长穆穆斋(耀枢),浙江鄞县人,自我介绍来访膺白。有事见商,膺白无不尽力,要他对学生讲演,亦从不推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两千年前浙江所以自强之道,正是今日之教育和经济,他常对学生说及。他把租界教育看得极重,对在租界办学之人格外同情。一次我一木箱书忽然不见,是我父亲给我的《廿四史》,原来旅津公学扩充图书室,他自己捐赠一些书,亦替我送了一份。我赶紧从性仁处索回她借去的《汉书》,补足全璧。有一年的暑假,膺白想游泰山,他不要我陪,请穆君同行,他们上山下山均步行,来回坐三等车,请穆君管账,从天津往兖州曲阜,游泰山,谒孔林而归,规定旅费不得超过一百元。膺白以这次旅行回复学生生活,得意得很,坐在泰山顶照了一相,在山顶云中写信来家,给熙文信自称“仙父”。他给庙里道士写“泰山绝顶之印”六个字,叫他办点纪念品,盖上印章,卖给游客,胜于取出香火簿向人化缘。在经石峪拓了几张石刻,集句为联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后面四个字他后来在政治上颇为用功。要保持独立的见解,必先去自己的得失心。张敬舆先生看见这副对联,索了同样的一副。膺白在山顶写了“民国泰山”四个字,道士刻好拓片寄来,他的字本不好,刻的更坏,我见了句和字要笑。他另取纸写曰:“中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夏,与鄞县穆耀枢君参岱,见历朝碑刻林立,独民国尚缺如,而其时国人正因青岛问题,呼号奔走,无有宁日,遂默祷于泰山之灵曰:愿民国安如泰山,愿泰山常享民国。祷既毕,书此四字,勒石巅右。”我看他写到两句的“愿”,知他用意,不禁叫好。他原意要写勒石山巅,被我一喊,脱落山字,怪我前倨后恭,分了他心,失落了字,我急问刻石方向,为想出右字补上,勉强可通。裱成横幅,亦有人看了喜欢。

从泰山回来,膺白开始写其《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这本书一连写了三个来月,十一月初写完结论和作者趣意,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颇风行一时,得到不少新的朋友和老的朋友来信鼓励。这是民国以后他初次写书,向国人申述当前的世界大题目——欧战,和他自己对国家的意见。想不到这一类书在当时是如此需要,得如此同情,虽然寄卖七折八扣,这本书是赚钱的。教育界如蔡孑民、范静生、胡子靖(元倓)诸先生愿为他公开介绍,以下节录蔡先生的来信:

大着《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详读一过,无任佩服。此大战争历四年之久,各国印刷品之关系战事者何啻千百种,吾国亦参战分子也,以弟所见国人关于欧战之著作,翔实而有系统者,惟大着及叶君景莘所著《欧战之目的及和平之基础》而已。立于吾国国民之地位,审观外界以往之动状与将来之趋势,而图所以自立,此两书所同也。叶君之着,以国际政策为范围,故尤详于国际间之宣言及所提条件,足以供关心和平会议者之参考。大着则广及政府与社会种种造因食果之实例,以定吾国努力改进之标准,故言约事赅,而义蕴尤为宏深,读者所受之影响必较叶君之作为尤巨也。抑弟尤所感动者,大着于“教育人才之养成”一条,提出国民具备两种相反对性质四种也。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骛新与笃旧,学理与职业,干涉与放任,在教育龂龂然相持不决者,不知凡几,得足下之说而推暨之,其裨益宁有既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