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第4/5页）

徐菊人先生为总统，提倡文治，范老是其旧交。一日范老来，要膺白到北京去见他，膺白已多年未到京，与东海素昧平生，写稿正忙，颇有难色。范老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膺白入京前一日，范老嘱咐：“东海健谈，喜打断别人说话，此去不管他接话离题与否，要说的话务尽量说出而归。”这是膺白识东海之由来。是范老在中间，把国家看得如此重，心如此热，受介绍与被介绍的人未必都对得起他。膺白一生亦常自动介绍他所知道的人才于当局，一个人起劲于中间，本人不定知道。此意或者从范老学来。我最后一次见范老在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夏，范老住北京西山卧佛寺，我家住香山玉华山庄，合家同去谒见，范老牵着熙治手，一路问话，送到大门。在此以前六七个月，为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清室近支人员和民国共同组织，划分清室和民国公产与私产，属于民国者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及图书馆。这件事，开会通过明令执行由摄政内阁，清帝出宫后，即贴上国务院封条以昭慎重。摄阁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组织善后委员会和人选，系李石曾（煜瀛）先生的努力。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双方所信服，拟请范老主持，范老不允。我看见范老复石曾先生的信，款称世仁兄，信说：“人各有志，毋相强也。”汪伯老为清帝出宫，事先曾来信劝膺白，但我不记得范老有信，后亦从不提此事。范老曾为膺白书一对联曰：“中令常读鲁《论》半部，将军惟喜《春秋》一书。”以孟和之故，亦称姻兄。民十五（一九二六）后，我家南归，有便人北行则函问起居，不久范老物故，知己之感，膺白终生不忘。前辈模楷，难状什一，因天津讲演及与东海关系，琐琐兼记及此。

东海欲将图治意见笔之于书，要膺白拟稿，意甚急，不及待膺白自己的书完稿。经吴世湘（笈孙）秘书长几度接洽，拟定一张分工起草的名单，由膺白总其成。膺白允隔旬入京一次，食宿于总统府集灵囿，专为书事，此书名曰《欧战后之中国》，有英法两种译本。我未见各人的拟稿，仅听有叶叔衡（景莘）先生的经济材料。关于教育部分，本请孟和，孟和给膺白信说：东海为其先人旧交，他到英国留学得东海之助，然不愿受任何名义，有所知当贡献。膺白将孟和信呈东海，东海喜曰：“故人有后。”东海自己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膺白只受食宿招待，不受名义待遇。故有后来得东海助出国考察战后经济之事。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同时写两本书。其中一本不是自己的口气，在我看来他甚矜持而不畅。又有定期演讲，又五四运动后各界请临时讲演，他亦务不推辞。学生会的代表，还有朝鲜青年，来访他都不拒。因此看速记，拟函稿等事，都交给我。两个人忙得寝食不遑，酬酢都废。膺白不复与张敬舆出吃西餐，我的朋友莲峰、迂怀，亦成为他的听众，而不作我的食客。膺白惟一的嗜好骑马，本来常在清晨，后来一早先伏案，把骑马放在午饭后，筷在手里就喊套马，吃饭极快，我力劝。他告诉我少年时吃饭，在碗内以筷画一十字，一碗四口。这些原因使他从此得胃扩张病。我们家在天津始终未装电话，亦有很久时期不用车，一半为俭，亦一半为静。后来那个能干的男仆有心要做成一件生意，他说家里有的是马，不拉车并不省钱，有一辆车一家人可坐在一起，经他的手，我们买一旧车。膺白不大耐烦坐这轿车，前面两个马夫，车里两个或三个人，一匹马的负担太大，走得亦慢。有时出门和我约好，我先坐车走，他坐电车赶上，半路相值，挥手得意。天津虽与北京相距不远，亦有很多退隐的大吏在此居家，但官气较少，洋化亦不如上海，这是我们前后三次卜居于此最大理由。膺白所骑马大半是蒙古种，由朋友们卖给他，或送给他。通常只保养两三匹。张敬舆先生送过他一匹阿拉伯马，因饲养太贵而卖掉。陕北镇守使井松生岳秀送一匹陕马，格最小，他教我骑过。

我家在天津住得最久之三年，自民六（一九一七）至民九（一九二〇），搭头搭尾是四个年头，这时国际是大战，中国则内战。北京的政府，人称安福系，安福系者，北洋军系中之皖系，当国时有他的国会和议员，所在地为安福胡同故名；皖系者，北洋军人元老之一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凯以后北京当政最久之人。皖系并非尽安徽人，实系北洋的一派。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由北京大学生开始停课游行的一个运动，人称“五四运动”，发动时有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我和膺白虽未列名入队，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共鸣。膺白书里叹息痛恨于内争，称为“万恶之内争”，记述安福时代中日换文，中国答允日本要求曰“欣然同意”，他说：“我不知谁欣然而谁同意？”这几个经手签和约的人，就是五四运动开始攻击的第一目标。这年的双十节国庆，膺白被请至青年会讲演，这日当局恐群众滋事，将几处交通隔断。从我家到青年会须过一桥，天津的桥本可展开以便高樯之船通行，但开桥有定期不误交通。这日不在定期时间因戒严而断了桥，膺白到桥边而路不通，他出重价雇船渡河，及时赶到。这一次，他对众公开自承是革命党，以书生面目代表革命精神，与众相见。

我们都以为五四运动是从政治运动而到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两人都不会写白话文，但膺白的文言文已甚通俗。我们以为写白话不是使文字降低，而要使语言提高。中国的文言文似不讲文法而实有文法，语言则有条理的人甚少。我们都随时想打破旧壁垒，但亦很留恋我们以为是的旧包袱。我们都有宗教意义，而始终不能迷信，因此旧书里的“天理良心”“心安理得”是我们无可如何中的自修尺度。膺白在这时已认识太虚和尚，但他们不谈出世而谈人生。中国人有一种观念，不在新文化运动标题之列，而必须扫净的“封建观念”，我们觉其习气难除，影响至大，二人都十分努力，迹近怪僻。我们解释封建观念，为势力之空间扩张，与时间延长，私心因此不能已，权利更放不下。

五四运动的爆发，由于北京大学生攻击政治，火烧赵家楼某总长住宅，集矢于安福时代交好于日本的人，带头开口的实是比我们前辈的汪伯棠（大燮）先生。几年来，伯老每次由京到津，必通知膺白，膺白必到日租界秋山街其家相晤，每晤必谈数小时不已。叹息安福系坐失机会，不乘欧战图自强，而反专事内争；不乘金贱银贵之时以兴工商业，而反借折合大亏之日本外债；不乘势脱去帝国主义者所加我之枷锁，而反陷溺于野心勃勃之日本。他曾促伯老注意：英日法间有默契容日本在东方之坐大，指出其所见到的蛛丝马迹。盖自在新加坡见到日本海军的阵容，知日本将以日英同盟故，代英国维持其在远东势力，知日本必在未来之和会索其代价，而中国不自振作，必为牺牲。我还见过膺白给伯老的信。在《战后之世界》书中所提致某当局书，即是伯老。伯老是这时期内阁中，膺白惟一见面之人，见面均在天津。一次两人谈到焦急无法，伯老顿足言：“老段跟又铮真是前世一劫。”这是杭州人最懊恼时一句怨话。老段即段祺瑞，又铮是段最信任之秘书长徐树铮，与膺白在振武学校同班同学。当时安福系当政新练参战军边防军将领，亦大半是留日同学，然都未相见，膺白与徐又铮仅民五（一九一六）归国后初到北京见过一次。九年后段任临时执政，事先一再表示不再重用安福系旧人，然安福系大半一一出现。最显著未出仕之一人为徐又铮，在段任临时执政初期，他周游海外，是公家所派抑私费旅行我未得知。他归京后，一日到糖房胡同我家，与膺白谈数小时甚欢，事后膺白批评他不复如从前骄气，甚进步，甚有条理，这是他在廊房被刺前一日。冤哉！怨乎？这种冤怨相报，我们一向反对，俟其失势而后报之，更为可鄙。唐少莲先生时为膺白秘书，是同学中最忠厚之人，报告闻有长途电话到京取上将礼服入殓，膺白为之嗒然若丧久之，与少莲先生唏嘘叹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