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再度出国（第4/5页）

一件使出国游子快慰的事，报上登载我们到埠消息，总有本国留学生来信或来访，不须有人介绍。在巴黎，上述的王如玖君不但陪膺白看战场，还为膺白画一张炭画的像。郑毓秀、褚民谊二位是知道我们与辛亥关系而来的。一次留法同学请茶，一个人手持膺白一本书，到我面前，指着序言里提着我的话，好像我还没有见过而要告诉我的样子，后来知他是吴品今（统续）先生。可惜我们在法国日子不多，除开在日本和美国，中国留学生当时以法国为多。

欧洲大陆的语言，法比是一个系统，德奥一个系统，政治关系亦有点如此。传说德国干犯比国中立以攻列治4因列治要塞的炮是德国克虏伯厂制品，德国人知道所造的炮，发弹数十小时后将自炸。但法比已预测诡计，早由法国另造同样形式的炮，安置列治而德人不知。德奥在政治虽同盟，在艺术音乐各自创造。维也纳之美，介在柏林与巴黎之间，生活舒适毋宁近于巴黎的。

我们到比利时，膺白定要去看列治要塞，他没有军事意义，只有崇拜心理。我们在欧洲所见，不论胜败各国，经济的萎缩相同。战胜国得到战败国的赔款，然赔款要从战败国人民的汗血摊还，非短期可以成功。与第二次大战后，美国“仗义”，大批援助欧洲复兴之马歇尔计划不同。我们旅行所至，到处有寒酸气，然到处见奋斗精神。

从荷兰到德国，荷兰我们到两处地方——海牙和阿姆斯登。看见这个“低地”国的海防，是堤防之防，而非国防之防，吾的弟弟君怡，这时正在德国学此。朋友黄伯樵、郑仲完亦在德国。我们决定在柏林多住一时，伯樵家房东的女儿女婿——育勃斯君家，一个公寓有四间大房，他们把最好的三间租给我们，自己搬在后面小房，和我们共享一个厨房。我们手里拿的美金旅行支票，一路愈走愈阔起来。德国通货膨胀，马克价值日夕变，他们的人民没有逃避资本之计，只有增加工作和减少享受。我们和房东间相处，竟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他们甚为满意，而我们犹觉歉然。膺白最喜欢房东的小男孩“马滋”，见他推门进来，总要抱他坐一会，预备了糖、水果等类，想留他在我们处玩。他们的规矩，小孩拿到东西须先给母亲看，然后才吃，马滋得到糖果，反而急忙要回去。后来房东太太知道膺白喜欢孩子，让他吃过再来，叫我们不要宠坏他。德国的儿童教育极认真。一日，房东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到医院割喉蛾，电车来去，回家时一手抱着马滋，一手牵着两个较大的女孩，孩子们自去睡半日，自到厨房嗽口，问他们好，都很有礼貌答谢。一日我买一条鱼，切中段一块送给房东，房东太太再三推让，接受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最喜此，然已几年未尝了。育君本在海军，战后德国不许有海军，改业玻璃商。这样俭省的一家，他们大女孩课外还请人教钢琴。我们离柏林之日，育君夫妇抱着马滋送到很远的车站，车开犹挥手不已。

我的老师贝安纳小姐一再来看我们，我们亦坐火车去过她家里，上文《到天津读书》章中已提过其事。这位贝先生始终对我存好意，我的事她总以好意估量。只有一次在柏林，她问我遇见了哪些德国人？有何感想？恰巧上一晚驻柏林中国公使魏注东（宸组）请饭，座中有德国外交部长拉脱诺，我提到其名，她立刻涨红了脸对我说这不是德国人。拉氏在战败后的德国政府，奠定德国工业复兴基础，许多普通工业包含着国防作用，一旦机会到时，很快可变为军需工业。《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军备，解除了他们武器。他一次对军官们说：“他们毁除你们的武器，这些武器在未来战争中都是废物，未来战争将有完全新的武器，淘汰废物是于军队有利的事。”这些言语和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实现其效能了。因他是犹太人，一九二二年被刺而死，距我们见他不到一年。当时他看到使馆挂的一幅画而谈到东方艺术，我惭愧他比我们懂的多。贝先生的成见，当是德国民间一般反犹空气，后来希特勒利用此空气，做得惨无人道。我草此稿时，正值新建的以色列犹太国，在南美阿根廷捉到当年纳粹政府屠杀犹太人的一个主持人而审问之时。真是一件心理偏见，众生共业，冤怨相报，惨已！我在柏林时，一次与仲完同出购物，是一家犹太人的店，算账时发见与橱窗样品所标原价不同，女店主老羞成怒，且甚无礼，这是我偶然仅有的一次经验。

伯樵、君怡二人陪膺白出去参观，则仲完来陪我。一日接他们电报谓将坐飞机至某处，忽然又来电报说改坐火车。仲完笑谓当是上机时写遗嘱踌躇，故变计。当时坐飞机尚属罕有，而极慎重，故有此手续。后知他们并未胆小，因拟乘之机只容四个客位，除他们三人，另外系一对夫妇，必须让出一人，班机不多，故不等候而改计。我只在离德途中，经过德雷斯登5小停，看见君怡所读书的工业大学，到他寄宿之处。伯樵本在柏林，君怡则请假来柏林相伴的。

巴黎和会对德国的条款苛极，我们曾在一处展览会看见一张教育影片，上帝赐给德国一个孩子，随着这个孩子的长大，其身上的背负渐渐增加，均不过用数字表出，但很了解德国国民的负担。其与世界各国国力比较，亦只用图和数字表示。战后德国已没有国防了，我们所接触遇见的人，朝夕相处的房东，和我那个固执偏见的老师，都不露一句怨恨之声。惟其忍耐功夫之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再发，破了既往每个大战相隔四十年之例。四十年则前一代见过战争之惨的一辈已死去，后一代未有经验的人又有勇气。然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之相隔不过廿五年，而希特勒者，亦足以鼓励德国人之报复心。

在德国的中国人，此时最受尊重，手里拿的是外汇，经费充足，使馆请得到现当局要人。我们旅行之际，有使馆处，常以得扰几顿中国饭为满足。驻德魏注东（宸组）公使不带中国厨子，反到我们家来吃便饭，屡次不约而来，使主人来不及添菜。除魏公使，章行严先生是另一不速之客，他在德国甚用功，似很研究“过激”学说，太太没有去，我们随时欢迎他来便饭。一次，他一到即问我：膺白昨日到某处？某处即是他所住方向。我问何以知之？他说，他的房东看见一辆汽车经过，一个中国人资本家似的坐着，当不是注东就是膺白！我不让他一步，回答说：“回到上海，怕你行严先生的资本家样子，要比膺白多得多！”一次不知谁发起，在柏林的中国人，先生们烧菜请太太们。有些人是太太烧好了交给先生，亦有真会烧菜的先生。不会烧菜的摆碗筷当差，聚餐在参赞张季才（允恺）家。据说行严先生上午十一时已到张家，我们到时大概已在下午六点后，见他满头是汗，穿了白围裙。他的作品是两碗汤：一是牛肉汤，一是木樨汤即蛋花汤。我常常与膺白怀疑，何以许多朋友回到中国就要腐化？我怪北京、怪上海，官气使人迷，黑气使人昏。几个有为的朋友，到了烟容不可掩盖惘惘然时候，常倒使我们难以为情，不敢向之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