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莫干山（第2/4页）
人不难有淡泊之志，而难有宁静之心，我同膺白时时互相勉励。君怡有一年送过我几种商务书馆出售的石印对联，中有一幅康有为写的“天爵自尊吾自贵，此心无怨亦无尤”，我很喜欢。山上雾多湿重，普通字画易霉易蛀，我们舍不得用。这幅石印的对联我拿到山馆挂着，挂在膺白书房，亦即在我们卧室门口。我们已把大卧房隔分为二，成为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后来又把假楼改为真楼，则我亦有一间和熙治合用的书房在楼上。熙治在课卷里天真的写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个朋友李晓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学有心得，常以此来慰藉我们。在他以前，膺白曾有两个佛门朋友，那还在我们居天津时，一个是太虚和尚，一个是韩达斋（玉辰）先生。太虚和尚并不向膺白说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经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说《四十二章经》。韩先生来吾家时常讲“瑜伽”“因明”，膺白听得不耐烦而托故退出，往往客厅里剩我一人，我并不懂，只为礼貌而陪客。到上海后，李先生送给我们几种佛书均未开看。我们在沪之日，每至傍晚有点寂寞时，膺白常问我：“叫车去接菩萨来谈谈如何？”“菩萨”是我们给李先生的绰号。李家的佣人传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盖被，然后退出；遇着自己迟睡，或风雨之夕，还要进去看看。这些话由我家佣人传到我们耳朵。膺白虽和李先生有数十年交谊，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闻此，我们二人都有点感动。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们对他所说法，因其人而渐渐听受。任何宗教是双轨的，以佛法言，一条是“上求菩提”，一条是“普济众生”。前者亦称“自求解脱”，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学佛而只为此，佛家称为“自了汉”，远非究竟。
我们上山时的心境，幸亏有过这点因缘，一日一日平安起来。我记山馆之事，曾有“东顶频添舍利座，春园买作维摩室”，“更年年携手白云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写实。我们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后上山，冬季下雪后返沪。山上没有生产，食品都从三桥埠肩挑而至，冰雪载途之日，贩夫不能按期而来。跟我们的佣人亦岁晚思归，故每年最冷几个月不得不回城里住。
在山日常生活，我以教熙治书为主；我以自己幼年新旧参半的读书方法教她。性情不同，我讲得好点的功课，未必她所喜欢。时代亦不同，我有机会读书是很幸福，等于有伴娱乐；她的时代已经学校林立，同学成群，而我将她与我困在一间书房，我们师生成绩都不大好，我成为严师而非慈母。膺白独在楼下书房，他每日早餐以前，已经跑过一回山。“塔山”是莫干山中间一个山头，亦是最高点，他通常晨起出绕塔山一周而归早餐。我和膺白开始学静是临帖，他写隶书，我临魏碑。他书法并不佳，我的字是性急涂鸦，无可再糟，用功已来不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言“我心有神，我手有鬼”，我看了懔然，写字，我岂只手有鬼，心亦然。包安吴和康南海的书都看了，所述碑帖路数，有机会亦买来看了，终是无用。我们写了一时字，手依然故我，然心境则大为改变。我常常在熙治放学后还不出书房。熙治放学，膺白带她跑山，和她玩车马炮，她还不会下象棋。这玩意是二人手中各捏一只二只或三只棋子，摊出来比，车大于马，将士相赢过车马炮。输几次吃几记手心。熙治输，当然伸出手心来；膺白输，问她：“你打我么？”熙治觉得不好意思，愿代受打。她贪图这玩意，不论输赢都挨打。前廊阳台上我们用粉笔画成格子，叫木匠做木棒木饼，做轮船上的甲板高尔夫，这运动有时我亦参加。我其实颇能走路，但他们父女出门常流连忘返，使我不敢同行；走了出去，没有他法，累亦只有仍走回来。膺白惯走崎岖的路，像他在世时的命运。春天花开，和秋季稻熟，是我们合家坐轿游山时候，经过各个山村，有时借农家一席地，吃我们自带的干粮，烦农家煮一锅饭和菜，请轿夫们。逢山路曲折，轿夫走得气喘时，膺白总自下轿步行，轿夫一再催他始再上轿。几年以后，这些木匠、农家、轿夫都成了我们莫干小学学生的家长，我们在学校的礼堂、饭厅，都有与他们同座聊天机会。
白云山馆正面前即是那个梯形园庭。莫干山多竹，但我们园里竹不多。除枫树外，有松有杉；杉有柳杉、刺杉两种，我同膺白都喜柳杉之似柏树而不喜刺杉；后知刺杉方是有用之材，始恍然树亦不可以貌相，遂谨谨培养。白云山馆是山上最整洁一个园庭，主人自任花匠，他从书房出来，即在园中修枝剪树，高者搭梯而上，亦不假手他人。石工木匠是膺白最喜接待之来宾，上门必有生意。可能一不知二不晓，工人来拆某一间房顶，或改某一处行道，我欲参末议而已不及。建筑是膺白最喜的消遣，亦即我家最大漏卮。白云山馆楼梯下空处做成壁橱，有三个方向，分七个门，放碗盏、报纸、雨鞋、煤油灯、蜡烛台，各有定所，均其得意之作。
浙西的农村有丝茶之利，本称富裕，但我们所居属武康县——武康是浙江省一个三等县，所属山乡皆地瘠民贫。我们每次游山所遇乡村老小，大概都不读书。上面述过我们一个宿愿：“终老山间，读书为乐”，这次竟在无意中做到。一日，膺白又和我谈到我们另一个志愿：这志愿形成于民十四（一九二五），我们在北京郊外香山，熊秉三（希龄）先生请参观其所办“慈幼院”，慈幼院的学生都是孤儿。膺白那天演说第一句谓自己是个不满七岁丧父的孤儿。参观回来，我们讨论慈幼院，念着这许多孩子和将来他们在社会上的立场，如何成家立业？我记起一件事：清末我由母校派在保定教过半年书；保定府仓门口的女学校，即后来河北第二女子师范，最初是以育婴堂的女孩子组织而成。那时河北省还称“直隶省”，保定是省城，一个方伯（藩台如后之民政厅长）增韫，将自己的女儿送到这学校读书；他是旗人，有氏无姓，育婴堂的孩子亦无姓，他的女儿和这些孩子同以“钟”字排行，不分彼此。在那时女子不定入学校，入学而与孤儿排行取名，这位方伯是非常人。我们固主张革命排满，对这样的事与人，应超出政治种族一切而起敬的。这位增方伯在辛亥革命时正为我们浙江巡抚。幸而膺白告诉我，当时问其自愿，一家平安送出省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