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 分手与身后(第2/6页)

我所以坚决不欲将真病告诉膺白的理由:对于国他应该算已尽所可能了,对于家我还有何事比失去他更重要?未了之事,我愿代了。他的生命还有数月,数月之期在聚首为太短,在告别则甚长。我与他共崎岖、忧患、寂寞二十余年,紧要关头,相知相慰,实维二人。尝不信二人去一,另一人犹可独生。我无论如何达观,对景必有难以掩饰之时,愈说穿将愈不能自制。留者如此,去者将何以为情?在我未有定力,能把握心神之前,不愿他对我有“放心不下”之苦。膺白于生死固看得开,但完全绝望之事,总是一桩打击。其最后在华北一段努力,创痛甚新。尝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只求大局稍安,则问心略慰。乃大局愈益混沌,前功尽弃,后患无穷。今知自身已无报国机会,亦将何以为情?故对国事尚无法向之解释以前,亦不愿其有放心不下之苦。

沃哈拉医生每日早晚到病室两次,体贴关切,亦无微不至。早上他要讲点新闻供病者消遣;杨畅卿(永泰)先生被刺消息,他几乎出口,我急以目止。出病房后,他要同我商量,如何使病者快活,我们如何圆谎。一日,他对我叹息说:事有不平,使此人患此不治之症,恨不相识于十年前,犹可与之为友,为之效劳。他是澳洲人,故与英大使馆相熟,一日他在英大使馆饭后回来说,闻大使馆人言:中国此时尚不能无此人,此人是最认识日本的一个。又问我,大使馆人说:膺白与中山先生在同一年龄,患同一病症,确否?我答言不确,膺白年纪轻些。我每日含笑入病室,出则忧且急,我总是存一线之望,最了解又最助我者为医生。我不得已而辞退普鲁士医生,又不得已而辞退冯五昌、沈成武二君。我患伤风,冯医生闻讯即来看我,他是一向知道我伤风症候的人,绝不因辞退他而稍存芥蒂。

沃哈拉医生请医院给我种种便利,可以自由出入配食间,自由早晚煎汤煮药。朋友们送来洋参、石斛我都在那里煮汤,虽仅治标,口干饮石斛甚有效。除病者自己,亲友们见报已都知病状,各方介绍医和药。岳军先生时为外交部长,日本大使馆曾几次推荐医生,此事膺白早经拒绝,屡次试探,他都摇头。一日,黄任之先生电话到医院,告诉我:他听到日本人有法治此症,定要我设法作万一之试,我据实谢绝了他。膺白心中不能平恕日本,这点我不愿再加重他精神上苦痛了。任之先生自己十分反对日本,然电话中反复劝我一试日医,不肯放下电筒。其情是可感的。伯樵的侄儿在俄文报上见有治癌新药,我们百计去求购,此事俞鸿钧先生和君怡都奔走,俄大使馆人回答俞先生,他们想得到,药系为谁,实未上市,不然,岂有不急设法之理。外交部向国际防癌协会接洽一位比国癌科专家,得来电,问中国有无镭锭设备,他可以来沪应诊,以四个月为期。此时南京一个德国医生,由段茂澜先生陪来,我将以前各个医生的报告、医院的纪录,甚至中医的药方,都给这位德医看了。此人懂中文,识中药。我请岳军先生,由这位德医将详情电告那位比国医生。倘以为可治,则不讲诊费,我先尽所有以应,不足再乞助于朋友。倘不能治,则徒劳其往返,且耽搁彼地病人四个月,于心不安。当时我听见南京在讨论这位比国医生出诊费用,故作如此建议。此人接到详细报告书后,亦言无法治疗而罢。各方人情真无有不尽的了。

开刀伤口结好而病不见轻,是病人最易起疑之事。沃医生每日助我说谎。这个时候,在病人面时挑剔医生,是最使我苦难以解释的事,然病不见好是事实。我辞退冯、沈诸医即在此时,只留沃哈拉一人。然沃医生亦将有技穷之时。庐山管理局长谭炳训说起,有范石生医生医道甚好,在牯岭为蒋先生蒋夫人处方治病。我与沃哈拉商,他不但赞成去请,且代我向膺白进言。这次是蒋先生请来的医生,无可再挑剔。范先生虽未能根治癌病,但膺白最后两个月的精神颇好,实得其调剂安慰之功。范先生是膺白最后一个朋友,膺白神气渐弱时,无意中不呼我,即呼范先生。膺白一生热情,未必每个人了解他,但到他自己无力时,真见到无数朋友对他的热情。

有一天的傍晚,膺白听从范先生之言由医院回家。此事沃医生已向我提起多次了,沃医生暗示我,在医院临终,事颇草草。膺白大概是久劳而后息下来,住医院觉得很清静不烦。我劝他回家,他说在医院连我都可以休息,他真不知在病房以外,我一刻不安之状也。从医院回家时,天适雨,膺白背一句《易经》曰“往遇雨则吉”,问我在哪一卦。沃哈拉君自己抱他上担床,在病车与我和护土三人同坐相伴,到家又由他抱上床。他说明自此以后,天天由伊自来,作为朋友,不受诊金。膺白离宏恩医院时,欲赠一免费病床以谢沃君,沃言:此举在彼诚光荣,然宏恩医院三等病房不收中国人,宏恩一个病床之费,在别处可惠及数人,何不送在别处,而用于本国人身上?这话深中膺白心坎,催我速办,我知沃君亦在圣心医院看病,送了一只一年病床之费于圣心。膺白最后几日,沃君除早晚两次来吾家,他所在之处,时时以电话相告,可以一请即到。而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五日整夜,沃君在吾家随便吃了一点东西,终宵不离病人一步。膺白弥留之际,他兀坐在旁陪着。六日晨,启手启足毕,他报告膺白辞世时刻,将我叫到另一房间,拿着水杯给我吞药一粒,盖安眠药也。过几日,沃君又来看我一次,我送他膺白书桌上常供之磁花瓶一只为纪念,遵其言,不再送诊费。

范石生先生俟膺白丧事毕离沪,行前为我开了药方,送诊仪坚不肯受,乃检出字帖一部,田黄图章一方,赠作纪念,并命熙治叩首拜谢。一月后,范君以他家诊事到沪,又来看我,并为开方。我闻范君有老母,取出膺白病中朋友所赠人参,请奉老人服用。范君仅取一支,而将余者尽裂为碎块,使我不能再以送人。他所开给我之药方中,每日有大量人参。我一天一天渐渐又振起精神来。都是这些友谊和人情,如黑暗中光明,一点一点增加我前走的勇气。

从膺白入医院,蒋先生每日或间日有电报来问病状,我复电报告均大纲代拟。一日何敬之先生来访,膺白一见忽然泪簌簌下,此乃平日少有之事,我知其对华北事回想,禁不住刺激。这次,我自起电稿将实情报告蒋先生,暗请蒋先生来电安慰他。时在膺白开刀前几日。蒋先生来电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