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 分手与身后（第4/6页）

廿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初，膺白逝世前三日，时醒时昏，我已筹备其后事。岳军先生由京来，与我讨论丧葬事宜，言：时局紧迫，葬事宜速，问葬地有何计划。我忽忆一日在庾村，散步过一王姓废坟，膺白对我言：“他日尔我亦葬此，为黄坟如何？”遂告岳军先生：莫干小学附近有地，最为便利，不必新买，乃决定葬地在庾村。身后之事，膺白与我皆不看重。他曾经与我提起美国的阿灵顿国葬场，和英国的西敏士厅堂。人六尺地耳，中国人身后糜费太大。故我遵从他平日意旨：少费钱，少费事，少累人，不以无益耗有用。附身之物，全用国货。中央银行衔蒋先生命送来治丧费，我谢不受。蒋先生来电曰：“筹备二兄丧葬，聊尽后死者之责，请勿外视。”我复谢曰：“膺兄在日，屡蒙厚惠，今所贻我，足以了后事，不敢再受。”其后孔庸之先生亲送支票至，责以如此交情，不可辞，乃作为奖学金。奖学金后来积成三万元，托新华银行办理，有年息三千元，分为十个奖额。抗战后币值日落，终至不值一文，至为遗憾。

膺白最后所知道的国事，是百灵庙捷报，在前线指挥者傅宜生（作义）先生。他曾经向范石生医生谈过华北地方政治，甚称道博宜生先生在绥远省主席任内，改良马畜，奖励生产，是最能在艰苦中积极求生路的一省。故范先生将捷报消息告之，令欢喜。当岳军先生与我在隔室商量，膺白在昏迷中忽然呼我。我走至榻前，他正闭目演说军事。自民初他交卸军队以来，他的注意力很少在军事的。我急请岳军先生同听，听他断续言：“第一路……第二路……进……退……”等句。岳军先生高声告：“百灵庙大捷，气象甚好。”膺白应曰：“此小事也。”至此不复能言，我必须将他最后的精神达到前线，曾发下电：

太原阎主任百川先生：外子膺白不幸，辱蒙电唁，感激莫名。外子弥留前犹屡念绥远前线将士劳苦，谨遵遗意捐助洋三千元，聊表慰劳。除已交《大公报》汇请转拨外，谨此电达。（二五、十二、十一）

吾弟君怡代我至庾村相度墓地。我请他与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二人决定地点。用本地工人，照土法作穴，由性白监督工事。这时莫干小学校董会已推我继任董事长，莫干小学校董会是我们农村工作的重心，如此，乡间热心的人知道工作决不中断。性白提议将我的墓穴同时做好，将来不再费事，并加强我对庾村生死系之的表示，候我回音，我电复遵办。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廿七日，膺白逝世“三七”之期，归葬于莫干山麓庾村。我旧稿“归山”一段曰：“墓制务小，遵遗志也。旁植松柏海棠丁香若干株，生前所爱好者也。附近隙地数亩，为莫干小学实验园圃。其南数百步，为小学校舍，弦歌之声可达，魂兮所乐闻而呵护者也。其西数百步，为文治藏书楼，纪念亲恩而筑，亦庾村书卷中心，我他日将读斯居斯以终余年者也。推窗相望，葱郁可接，虚左待我，宜无憾也。不置表铭之属，天日可表，心版可铭，无须尔尔也。碑曰：‘黄某沈某之墓’，聊以志其处而已。”

蒋先生在西安事变后归来，遭其令兄介卿先生之丧，我去电慰问，得复电曰：

艳一、艳二两电均悉，承慰唁至深感激。此次旋京，竟与膺兄永隔人天，尤切悲感。知灵榇业已安葬，稍缓当往展奠也。

蒋先生、蒋夫人后来同到庾村扫膺白之墓，我去信道谢。又请求二事：一、膺白之殁，政府有治丧公葬明令，我以遗言既戒铺张，事实上在三星期内，丧葬俱已毕事，而财政部与浙江省政府还来公文催我派员会商，故特另备呈政府请辞荣典文，以了手续。二、近十年中，膺白对国事有所见，大都倾陈于蒋先生，我请求如有其亲笔文件，或口述之足录者，赐我以抄录机会。我说二十五年前，曾有“他日尔为我传”之约，不幸已成谶语，敢竭余生，以践宿诺。

我只顾践此生死之诺，忘了那时国事的烦忧和紧急。我不料几次大难中，天给我迄今三十载的余年。

蒋先生蒋夫人给我复电曰：

上海黄膺白夫人亲鉴：七日尊书，今在庐山始奉读。弟经沪以时间匆促，行动不便，又恐病中相见，徒增悲感，故未奉谒，不胜歉疚，待再到沪奉访也。中正、美龄同叩真牯。

我不能忘记膺白丧中，蒋夫人给我的安慰和鼓励。平常我不是山居，即远在他方，并不多与蒋夫人晤面。这次她参与膺白的大殓，一天晚上来祁齐路吾家，坐得很久。我还说不出什么话，但心知她的好意。她说我帮膺白忙已久，今后自己“一步向前”，一步向前几个字她用的英语，我知道叫我不再躲在后面。她问我要不要出国走走，不去从前曾经到过的大地方。以免感触，到小一点地方去。临走她告我快要离沪到蒋先生处去了。

当时我心中有一件犹疑之事，未与她说明。膺白大殓之日傍晚，我回到家里我的书房，先后进来的连我一共四个人。大纲来向我告罪，这几天电报太多，他以为都是吊电，没有译亦没有复蒋先生问膺白大殓时刻之电。君怡已在我书桌边。仲完匆匆从楼下赶上来说，好了好了，放心放心，手里拿着一页信给我看，是聂云台（其杰）先生的信，信里说：这日黎明五时左右，在似梦非梦中，个人报告膺白去辞行，匆忙未下车，他问去那里？说去“潼关”。云台先生说潼关在西，膺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疑，托仲完转告我放心。我很清楚，若言三千大千世界，岂上海与潼关这点距离还分东西？大纲尚未离开，我问他蒋先生电报从何处发来；说洛阳，君怡随口说：“看蒋先生去！”我们说话即此终了。

我不信灵魂之说，看过几本书终怀疑，自己没有过一点经验。以膺白临终犹念念不忘国事，故蒋夫人临行我除托问候蒋先生外，含煳的请便中问蒋先生近日有否异样感觉，而未说何故。不日西安事变发生。我恐有“惑众”之嫌，与仲完相约，不再提云台先生函事。

云台先生为中国纺织企业先进之一，他是上海第一个有新学识而做总商会会长的人。家世精医，膺白之病，极承关注。其尊人仲芳（缉规）曾为吾浙巡抚，母太夫人为曾国藩幼女，自着有《崇德老人年谱》，笃信基督教。云台先生信佛，他家各信所信，而乐人之乐。膺白在医院，一日他托仲完来请我去，吃一次午饭素餐，客人是印光法师，陪坐是他妹妹其德（张子武其锽夫人）、仲完和我。我先以为介绍我去求佛，后来印光法师谈话，尽是儒家做人之道，与佛家悟生死之义。这是膺白病中我仅有的一次出门吃饭，这次谈话增加了上述“彻悟”一段中我对膺白说话的勇气。我最后一次离沪出国前，曾请仲完陪到聂家去辞行，时云台先生已病卧在床很久了。